李默言:《中国季刊》闹剧与“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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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12年前,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先生发出的这一“钱学森之问”,让中国教育界、学术界乃至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振聋发聩之感。然而,12年过去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依然没有出现。

就在这几天,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主编普林格莱,向编辑委员会发出的一封邮件,引起了国际媒体广泛关注。邮件中说,剑桥大学出版社应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要求,从其中国网站上删除了超过300篇《中国季刊》的文章,内容涉及六四事件、文革、西藏、新疆、香港和台湾等等,刊登时间最远达到1960年代。不少评论惊呼,中国已经在向世界输出学术审查。

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事情经过几天的发酵,剑桥出版社因为“软骨头”广受抨击之后,又在这更大的国际压力之下反悔,戏剧性地决定不再撤稿了。

事实上,稍微留意过去几年中国大学校园里学术自由的情况,便不难理解《中国季刊》的遭遇。就在8月初,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红头文件在网络流传,内容是解聘该校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的副教授史杰鹏,而原因竟然是网名“梁惠王”的他在微博微信发布“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的不当言论。

他说了什么呢?他批评中国的爱国教育政治课是洗脑课,批评毛泽东饿死了几千万国人、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这几年在中国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壮大的民族主义“小粉红”们,便把他的这些言论截图整理,到处举报,最终砸掉了这个敢言教授的饭碗。很多人感慨的是,北师大竟然连借口都不再找,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给本应享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学者因言降罪了。

“梁惠王”当然不是孤例。2017年以来因为网络言论而受到失去教职惩罚的学者,还有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和山东工商学院教授李默海。邓相超由于其对于毛泽东的批评而惹祸上身,所在学校一度被“毛左”们围攻,最终其省政府参事和政协常委等职务也被全免。而李默海遭到“爱国网民”举报的著名罪状,是他曾说过“‘人民’是政治概念,‘公民’是法律概念。‘当你甘愿为奴,你就是人民;如果你想当公民,你就可能沦为人民的敌人。”

如果说互联网审查凛冬已至的话,教师在三尺讲台上讲课并不会就轻松一些。2014年11月,党报《辽宁日报》用一个整版刊发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称,通过“卧底”五所城市20多所高校,发现高校教师们缺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认同”,缺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现行制度的“政治认同”,并告诫高校教师,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要有“光明的未来”,教学时要保持“客观理性”。

2017年年初,有着中国大陆高校最自由风气之誉的中山大学,向教职员工发布“十不准”,其中“不准非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赫然在列。

除了对教师的约束,西方教材也被全面围剿。2015年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这样的“上级精神”绝不只是说说而已。

今年7月,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一封邮件被曝光在了微博上,要求全面梳理研究生教材和参考书目,降低西方原版教材和翻译教材使用比率,“最好控制在20%左右,鼓励采用我国优秀教材”。有网友评论,如今连学习外语都不能用外文原版,而要用中国教材了,索性彻底禁止学习外文,闭关锁国岂不更彻底。

凡此种种,当原本应该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高校校园变得风声鹤唳,教授学者们噤若寒蝉,甚至开始担忧和提防学生告密的时候,学术审查开始“出口”海外,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产阶层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大量家庭选择让子女留学海外。而这些没有经历过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史悲剧,成长在中国国力迅速增长的时候的年轻人,面对欧美澳的高校教授批评中国的学术言论时,往往不能接受。

在哈佛大学开设关于天安门民主运动研究课程的教授何晓清曾说,对于“六四”,中国新一代人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乎,要么为镇压辩护,去攻击揭露真相的人。她感叹,信息不自由下的“洗脑”,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底线、没有信任”的社会,“认同歪理,否定常识”。

当无论在国内国外,做研究都只能赞颂、不可批评的时候,学术会变成什么样呢?最近中国互联网上被疯传的一篇北师大博士生论文《马克思主义在臭氧检测中应用》,或许可见端倪。你以为这是笑话?

我不禁想起,文革中曾出现过“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用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的荒诞文章。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当学术不自由,则谄媚必成风。久而久之,伤害的是谁呢?我想,钱老12年前的问题,答案找到了。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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