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冲 于湃:大数据时代的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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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联合早报》披露,新加坡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拟修订《个人信息保护法》,放宽商家使用个人信息的条件。这一消息令人振奋——它将推动商业信息共享和创新;也不得不令人提高警惕——它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加坡在大数据治国方面曾领跑亚洲,在21世纪初就快速建立了一套万维信息触角,命名为“风险评估和全景扫瞄”(Risk Assessment and Horizon Scanning ,简称RAHS)。RAHS原意是通过全社会的数据共享和挖掘以发现恐怖袭击、流行病疫情等突发事件的“信号”,做到未雨绸缪、预防治理。

该系统将收集所有方式的电子记录——电子邮件、通话记录、互联网搜索、机票预定、酒店预定、信用卡交易记录、医疗诊断报告;随后,根据预先确定的恐怖主义策划情节,寻找可疑的袭击分子在数据空间留下的脚印。这一设想将锁定那些处于策划阶段的恐怖分子,并向安全部门发出警告。

随后,该系统功能不断扩大,大大超出情报和反恐的范围,逐步推广到政府管理的各个领域。比如用它来规划政府采购周期和预算、预测经济走势、调控房地产市场、掌握大众的生育态度变化、为移民政策提供咨询,以及为学龄儿童制定教育计划等等,无所不包。老实说,该系统对“新加坡速度”的贡献功不可没。

当人们在享受信息时代的种种便利时,不得不经历对隐私权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和伦理道德问题。诚然,对隐私权的直接侵犯是文明社会法律明文禁止的。具有挑战性的话题是对隐私权的间接侵犯,让人防不胜防,因为数据整合往往会产生“1+1>2”效果。两组分别貌似安全且不相关的数据,一旦整合相连,可能会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比如把某人的行为节点(碎片化的信息记录)的痕迹连贯起来,就能再现某人的生活轨迹。

再如,政府部门基于业务的需要,建立单个的信息系统是合理有用的,对个人隐私可能无伤大雅;但一旦通过自动化的技术把各个信息系统整合连接起来,就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逐渐蚕食我们的个人自由。因为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可以彼此印证、相互解释,个人隐私就无所遁形了。

毫无疑问,政府是事实上最大的信息生产、收集、使用和发布的单位,是社会的信息枢纽;商业渠道获得的信息是数据的第二大来源。所以一方面要防止政府滥用信息的腐败,同时也要警惕的是,互联网巨头也会成为私人组织中的信息垄断者。这也是一种新型的垄断形式,同样可以向信息使用者收租。

垄断信息,也意味着垄断了知识的源头;当其利用网络掌握的大量私人信息进行市场交易时,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腐败——信息腐败。这种腐败的危害面更广,且不易察觉,损失无法计量。所以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在防止私人组织滥用信息去谋利、实施威胁勒索、信息绑架方面制定严厉的监管法律。

如同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一样,任何组织都有滥用信息的可能性,政府工作人员滥用个人隐私数据屡屡见诸报端。所以,信息安全将成为继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之后的第三大安全需要;而政府既要保护公民的“数据权”,又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这是对大数据时代政府管理的重大挑战。

新加坡是全球第一个制定智慧国蓝图的国家,先在2013年使《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生效,构成智慧国战略的一项基础,随后才在2014年公布“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这也印证了保护个人隐私的至关重要性。

诚然,并非所有与个人相关的数据都属于隐私,至于何种数据才算隐私?要区分清楚并非易事。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何界定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或者说在信息世界如何划分私人范畴与公共界域)、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如何公开,无疑会兴起一场启迪民智的全民大讨论,将见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进步。其意义可比肩于启蒙运动,同样都是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公共权力的重新划分,这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石。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将成为一种权利,数据开放将成为一种潮流。开放共享政府的数据,是信息时代世界各国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也赋予民主新的内涵。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提出了“数据权”(Right to Data)的概念,认为它是信息时代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主政府理应保障公众的“数据权”;唯有如此,才能打开政府运作的“黑箱子”。

所以公民既要学会通过收集、分析数据从而增长知识,还要懂得捍卫自己的数据权、保护个人的隐私数据。笔者曾言道,绩效评估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试验场,也是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投诉到投票权的过渡,就是一种民主的培训过程。

当国民懂得自下而上投诉、争取自己的权益时候,民主的意识就开始萌芽了;当公民懂得使用数据并且保护隐私的时候,信息时代的公民社会就到来了;当政府懂得如何在推动数据开放的同时,有效地保护公民隐私的时候,大数据时代的民主政府就初现雏形了。

纵然数据开放共享已成一种潮流共识,但是什么样的数据应该开放?又以什么形式开放?谁来开放?这些在开放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至今还没形成统一的标准和社会共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徐国冲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于湃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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