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中国崛起”的情意结

黑白之间

受西方主流价值影响的新加坡社会,习惯了以西方世界为定位点,来想象自己的位置,如今却开始必须思考应如何自处于一个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所受的冲击肯定不小。

新加坡要推广无现金交易最近引起议论。明明是“人手一机”的社会,却突然对于电子付款的推进出现一些抗拒,不少人说自己是担心弱势群体,如年长者和不识字与不用手机的阿叔阿婶被抛在后头,跟不上时代步伐;但和友人聊天谈及这一现象时,却也突然意识到另一可能性。

于是问道:“你觉得这种‘集体焦虑’和中国有关吗?”

这里说的“中国”,并不指具体的“中国”,更多是一种对“中国”是什么的想象。李显龙总理上个月20日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谈打造智慧国的目标时,说起部长在上海路边摊欲用现金买栗子的“山龟”(指缺乏见识)事,很大程度起着刺激人们思考的作用,其中巧妙地让大家产生了对中国的无尽想象。

这个似乎街头巷尾都知道的小故事(某一天搭德士司机还主动和我聊起这件事),你不会还没听说吧?据李总理分享,人力部长林瑞生几年前在上海街头买栗子时,发现排队的人龙都只是挥一下手机,不付现金就走了;当时他以为这是摊主搞特别促销,信心满满地跟对方说自己不需要优惠,选择“付现,付全价”,结果摊主指了指QR码,告诉他扫手机是为了用微信支付,让他十分尴尬。

当然,在电子支付领域,中国如今走在最前沿,以中国作比较对象既正确又贴切。但李总理这一段小故事,似乎还有激将法作用,叙事中至少三个主轴一下子变得清晰:一、新加坡部长在科技使用方面比上海小市民还“山龟”;二、新加坡大型商场在无现金支付方面不如上海街头小贩;三、上海几年前在做的,新加坡如今还做不到。

老实说,新加坡人以往对中国的观感总是夹杂着矛盾心情,包括一些人觉得中国科技先进但文明落后,或也有人即使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已为必然,却觉得纵然中国看似如日方中,前景却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其所谓“成功”也未完全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最近中国《人民日报》国际部部务委员王恬参加《联合早报》举办的一场新中关系论坛时,分享的一个以中国年轻人为对象的小范围调查,就让人惊讶这些来自中国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原来也把新加坡人看得很“透”,或至少“点中”两点,即新加坡人有优越感,而新加坡尽管华人多,对中国感情却复杂,很拧巴。

从这样的脉络上看,当新加坡社会有人提出“难道无现金支付就代表先进?”的质疑时,这啧声中也许也存在“难道学中国就代表先进?”的一种不悦。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让改革开放初期曾是中国学习对象的新加坡领导人很服气,但说不定却让人民有些不安。

这种不安感从何而来?研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德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在谈到西方世界如何看中国时曾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感,很大程度上揭露了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安,而这样的论述相信也能套用在新加坡身上。

所谓的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关乎我们与“他者”(The Other)之间如何产生联系;而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在建构身份认同时,“他者”效应更易被放大。受西方主流价值影响的新加坡社会,习惯了以西方世界为定位点,来想象自己的位置,如今却开始必须思考应如何自处于一个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所受的冲击肯定不小。

另外,对新加坡人民来说,尽管“中国的崛起”作为一种领导人战略论述中常出现的语言,或作为媒体舆论,不完全新鲜或陌生,但能真正感受到“中国因素”在生活中扮演的作用,却可能是近几年的事。

我们开始意识到不少朋友在中国工作,或三不五时身边的人就会提及中国的这项新产品新应用新发明等。除此之外,在娱乐领域里,中国文化软实力开始发挥作用,《中国好声音》等音乐真人选秀节目,成了本地艺人展现实力的平台,中国电影市场赶超美国的劲头正猛。想象中国,变成一种近乎日常的练习,渗入民间的“中国崛起”论,可能产生我们所无法预知的影响与效果。

在世界地缘格局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的大背景下,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最近在一场经济论坛上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演讲,也让人看到新加坡领导人与外交官如何在宏观层面,思考我国在变化中的定位。尚穆根指出,一带一路并不会取代现有建立在贸易自由上的国际秩序,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仍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迎合大国而影响自身身份和利益,否则将难以长久维持国家的主权和自主。

尽管是外交立场声明,尚穆根的话对人民如何思考中国,也算提供了一种指引。换一个角度来看,新加坡人如今对中国态度上模糊,不一味迎合与赞美,却为取得实际利益和建立有益关系积极去了解,未尝不是经过调整后所找到的一种舒服姿态。

(作者是本报记者 ngwaimu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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