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义:华人与华侨

义点义见

前者在政治上是外国公民,尽管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但不会把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后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在政治上效忠中国,思维定位以中国为参照点。

上周,我到福州参加华文传媒论坛,有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代表参加。两天下来,颇有感触。

从与会嘉宾在论坛上的讲话和文章可以看出,他们对华文传媒的定位与角色的论调基本分两种。一是主张“把自身定位为当地华人的本土媒体,而不是引进的中国媒体”;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上,它们愿意整合资源,协助开展招商、交流、考察合作,也愿意传播中华文化。

一是把自己定位为“祖国面向海外华人的一块舆论阵地,担当着宣传国内政策、引导舆论方向的重任”;对“一带一路”,主张大力宣传,讲好中国故事,配合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持前一种态度的多是华人,而后者则多是华侨。两者的政治效忠对象不同,出发点也不同。前者在政治上是外国公民,尽管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但不会把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后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在政治上效忠中国,思维定位以中国为参照点。

有趣的是,即便是华侨,对待中国和“一带一路”新闻也有不同的处理态度。

一种态度是“应特别杜绝‘内宣外用’的现象,应以消除当地民众疑虑,促进百姓理解为首要职责”;“要尊重对方治国理政的不同选择,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看法,在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建立全球命运共同体,最终达到全球共赢”。

但更多的是认为“我们华文媒体要发挥先锋作用,主动宣传,表彰中国和世界人民英勇奋斗、勤劳建设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和事迹;要尽情讴歌‘一带一路’光辉灿烂的建设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唱赞歌、谱颂曲”。

后一态度持有者自豪地举例,2014年李克强访问意大利时,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特别要求某报“在领导人到达当天出版中意华文特刊,作为唯一一份华文报纸供国家领导人参阅”。该报社长兼总编辑认为,“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道重大考题”;该报“特刊出来后,反响很好,外交部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

这位社长后来写,2016年他向中共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介绍某大型活动策划方案,刘奇葆留言“要宣传好中国,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对此,社长的反应是“我们谨记在心”。

从华侨的角度,外交部和使馆交代的任务当然十分重要,这代表着祖国的信任,承载着责任和荣誉;对于执政党中央宣传部一把手的叮嘱,华侨媒体自然要“谨记在心”,尤其是当其利益与祖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同样的态度和话语,如果出自非中国公民的华人笔下,不免感觉既错位又谄媚。

中国人留洋,大概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短期出国求学、任职、做生意,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二十年,在政治和文化身份上高度认同中国,与所在地不必发生过于密切的关系,心理上随时可以割舍。

第二阶段是华侨阶段,此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差别,主要是已经做了定居的心理准备和安排,通常会作一些在当地的中长期规划,包括取得永久居住权,购置不动产,也开始关心所在地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发展,自己的人生与所在地发生较为密切的关系,心理上要割舍就不是这么容易。

第三个阶段是华人阶段,此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主要差别是刚转换了国籍,宣誓对新的国家的政治效忠,在心理上必须作根本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又并非朝夕可以完成。因此,此一阶段的人们有时不免陷入疑惑和矛盾,尤其是所在国和祖籍国发生矛盾的时候,自己会陷入“先救母亲还是先救妻子”的困扰。有时候在面对祖籍国的亲友或来访的高官时,不免还要表明一下自己热爱祖籍国之心。甚至有些人还要加一句“入籍不过为了工作和生活方便”云云,我虽不齿后者言行,但也不是无法理解。

第四阶段是过了至少两三代的海外华人。一般来说,这些人不太可能再口口声声热爱中国。对他们来说,如果文化的根没断,热爱中华文化是可以的,但是热爱中国大可不必。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时大力伸出援手,如1997年长江大水,如2008年汶川地震,但是,在政治上,效忠对象不会是中国。如果骆家辉到处说自己爱中国,那就乱套了。同样的,如果祖籍日本、韩国的美国公民也到处说自己爱日韩,那也得乱套。

由于政治和文化认同上存在差别,这四个阶段的人们有时会发生矛盾。前两阶段的人们,有时会认为后一两个阶段的是“香蕉人”,数典忘祖;后一两个阶段的,有时会认为前两阶段的人们混淆了国家和民族的分界。

在新加坡,混居着这四个阶段的华人华侨,而且各自群体都不小,实在有必要不时反躬审视自己的定位,同时对他人多几分理解和体谅,方是相处之道。

(作者是南洋国际商学院院长,本文仅代表个人看法 chinyee_koh@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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