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云舟:开埠何价

记者手记

曾有人这么形容奥运颁奖台:颁奖台上,笑得最开心的是金牌得主,其次是铜牌得主,最不开心的则是银牌得主。这虽然有点违反正常逻辑,但一点也不难理解——银牌得主没有铜牌得主开心,是因为他的心里还耿耿于怀,想着“我离金牌就那么近”;铜牌得主想的却是,“原来我离金牌还那么远,能站上领奖台很不错了”。

当然,不只是奥运,任何比赛、排名的前几名都可能出现这样的心理落差,主要说明可能性和现实之间往往不易找到平衡。但其实除了心理上的落差,第二名和第一名之间还有另一种微妙对比,那就是心态上,勇于开创先河者一定有成为第一名的机会,而盼着能从他人身上效仿某种成功模式者,就一定只能屈居第二。

或许是出于这样的担心,前公务员首长林祥源本周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发表主题演讲时,就点出再次开创一个“开埠时期”(Age of Pioneers)的重要性。

林祥源当时引述英国学者格拉布(John Glubb)对历史上不同帝国的研究指出,帝国从崛起至没落,一般都会依序经历开埠、扩张、致富、富足、求知、颓丧等时期。如果以帝国在这些时期展现的特征作为参照,新加坡的一些社会现象恰恰反映了“富足”到“颓丧”时期的一些特征,比如公民责任意识下降、逐利不逐名、百家争鸣但空说不做、物质主义、消极、轻浮享乐。

但新加坡对“第一名”的称谓就真的那么不屑?似乎也不。这个社会仍是每天想方设法把“第一”的头衔往自己身上挂:做不了全球首个采用某新科技的企业,就说自己是区域或国内首例;做不了首个推行某标准的机构,就自诩为首个这么做的私营机构、非营利机构……总之,有第一就可以了。

但这样的第一并没有实质意义,而且严格来说也不是第一,是效仿他人成功模式而得来的“第二”,只是换个包装才成了第一而已。我们自己挣得的第一可能没我们想象的多,但其中应该有“把最多第二说成第一”这一项。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多年的成功提高了创新的机会成本。与其冒一败涂地的风险,不如稳稳当当地借用已被证实能成功的做法。因为从第二的位置看第一,还能看到追求的目标,但在第一的位置上,前面不知道还能怎样超越自己,后面却还有个穷追不舍的第二。

但越是这么想,就越是把自己能力发挥的顶限设在“第二”。用林祥源的话说:“我们独一无二,但又害怕独一无二,这对新加坡来说太凄惨了。”

能否开创一个新的“开埠时期”,找出那种社会使命、能动性、勇气和刚强,关键就在于此。就如林祥源所说的,国人必须“摆脱这种无助感,这种把事情留给其他人做决定的思维……(开埠)需要不一样的心态,一种自信和建立勇气的心态”。

这里的自信和勇气并不是指故作姿态,不是死活都得把自己的“第二”说成“第一”。自信和勇气是面对着前方的未知数,仔细想清楚自己的动机和目标,然后放手去做。一路上或许会碰到挫折或他人试图影响看法,若能从他人经验中借鉴则借鉴,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谨慎和判断。领奖台上的金牌固然光鲜体面,但最珍贵的金牌,在心态而不在表面,在过程而不在终点。

(作者是本报记者 yzna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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