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美国从未有过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他自恋、关注点随时变化、在国际事务方面缺乏经验，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总是空喊口号而拿不出战略。一些总统，比如尼克逊，也存在和特朗普类似的不可靠个性和社会偏见，但尼克逊在外交方面有一套战略。也有一些总统，比如约翰逊，非常自负，但同时也具备高超的政治技能与国会和其他领导人共事。
未来历史学家回顾特朗普任期的时候，会把他看作一时的小偏差，还是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的重大转折点？记者往往过于关注领导人的个性，因为这能够写出好故事。相反，社会科学家往往会提出关于经济增长和政治区位的广泛的结构性理论，表明历史必然性。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通过考察一个世纪前“美国时代”的建立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来检视领袖的重要性，并推测假如总统被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替代的话，会发生什么事。结构性力量是否可以不论谁当总统，都能产生美国领导全球的时代？
20世纪初，老罗斯福是一位积极主义领袖，但他的影响主要是时机。经济增长和地理是强大的决定因素。威尔逊将美军送往欧洲打战，打破了美国的西半球传统；但他更大的影响在于：通过论证美国必须加入国际联盟，以及起到了相反作用的对“只能完全照他开的条件否则拉到”的顽固坚持，大大改变了美国例外论的道德含义。
至于罗斯福，结构性力量是否能推动保守派孤立主义者执政的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是可争论的。显然，罗斯福所勾勒的希特勒的威胁，以及他对利用珍珠港事件所做的准备，都是关键性因素。
1945年后，美苏的二元结构性两极分化确立了冷战的格局。但如果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当了总统（如果罗斯福没有在1944年用杜鲁门替换他做了副总统，这完全是可能的），可能会改变美国的反应风格。类似地，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和麦克阿瑟当总统的话，可能会破坏艾森豪威尔所主持的遏制体系（containment system）相对平稳的巩固过程。
到了上世纪末，全球经济变化的结构性力量导致了苏联超级大国的衰落，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尝试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但是，里根大力扩充军备且善于谈判，加上老布什在冷战走向终结时的运筹帷幄，对于最终的结果影响巨大。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在不同的总统领导下，美国未必能在20世纪末实现全球主宰？
也许，如果罗斯福没有当总统，而德国巩固了它的实力，那么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体系可能会实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冲突一触即发的多极世界。也许，如果杜鲁门没有当总统，而斯大林在欧洲和中东大获全胜，苏联帝国可能会更加强大，两极格局也会维持得更为长久。也许，如果艾森豪威尔和老布什没有当总统，而另外一位领导人没能如此成功地避免战争，美国的支配地位可能已经脱轨（美国干预越南时就是如此）。
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和有利的地理位置，结构性力量可能会在20世纪产生某种形式的美国主宰。尽管如此，领袖的决定强烈地影响了主宰的时机和类型。从这个角度讲，即使结构性因素足以解释很多问题，结构内部的领导力，还是可以制造差别。如果历史是一条河流，其路径和流向由气候和地形等大型结构性力量所决定，那么人就是抓住浮木随波漂流的蝼蚁，也可以是弄潮的艄公，驾船躲避礁石，有时会倾覆，有时会成功。
因此，领导力是重要的，但有多重要？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有学者尝试在公司或实验室中衡量领导力的作用，一般可得出10%至15%的结论，视所设定的条件而定。但这些研究是高度结构化的，变化也常常是线性的。在非结构化的情况中，比如取消了种族隔离的南非，曼德拉的变革性领导力可谓举足轻重。
美国外交政策是被其制度和宪法所框定的，但外部危机往往提供机遇，让领导力发挥其作用（结局或好或坏）。如果2000年判决阿尔·戈尔（Al Gore）赢得总统，美国可能仍然会对阿富汗开战，但不会对伊拉克开战。因为外交政策事件具有社会科学家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的特点，领袖面对相对较小的选择，哪怕是在路径的最初10%至15%中所做出，也可能导致日后结果的重大差异。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当两条路在树林中岔开时，选择较少有人走过的路，有时候会让结果完全不同。
最后，领袖的个性所带来的风险未必是对称的；给成熟强权所带来的区别，可能会比崛起中的强权更大。触礁或开战可能导致沉船。如果特朗普避免了一场大战，并且没有取得连任，未来学者回顾他的总统生涯时，可能会认为这只是美国历史曲线上一次奇特信号的闪现。但这些都是很大的“如果”。
作者Joseph S. Nye, Jr.是哈佛教授，著有《美国世纪结束了吗？》（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
英文原题：How Much Does Trump Matter?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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