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慧:情绪至上的理由

慢三拍

理想与现实未必就在对立面,只有无视情绪的根源及不负责任的操控愤怒政治,才会让一起设法解决问题的理想与热诚日益消退消灭,最终让社会裂痕不断扩大而崩溃。

正在中国热播的《中国新歌声》歌手选秀赛今晚在北京鸟巢进行大决战,进入最后四强的本地歌手董姿彦,这阵子在新加坡家乡备受关注和关爱。最好的关爱方式,是让她和其他歌手,一起让观众也让自己,好好享受这一晚的美好歌声聚会。

音乐最容易牵动人心。两星期前在台北时却有不同的体验。台湾大学学生9月24日抗议校方将田径场租借给中国大陆的《中国新歌声》音乐活动,最后演变成统派独派的激烈冲突,并有独派学生被殴打受伤。在台北的四天,就看到台湾蓝绿阵营和政论名嘴为这事吵了四天。

德士上的阿伯在听电台播着蓝营名嘴大骂台大学生和绿营政府“先砸场的人反倒没被治罪”,绿营背景的报纸则封面头条打出“台湾黑帮介入政治,中国幕后操控”的大标题。两边的无休争吵与议论,但似乎谁都没理没听另一方说了什么。情绪或被情绪地驾凌一切行动与话语。

自英国举行公投而脱离欧盟,以及好几个贫穷与发达国家都相继出现反政府、全球化运动后,西方舆论开始有全球正进入“愤怒政治”浪潮的政治观察与辩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党或政治领袖,更是充分利用这股浪潮来提高政治筹码,或是掩饰其把一切政治化的手段目的。

经济全球化和数码科技、互联网的迅速连通性,都被指是造成当今社会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裂与分化——引发连串“愤怒政治”的祸首。

问题是,当“愤怒政治”也全球化,并且争论的双方或多方都听不进、容不下对方的陈情与论述时,情绪至上只会让大小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没有处理,只有口角与互不信赖的内耗与斗争。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最近在希腊雅典举行的民主论坛上感慨当前世界乱象时,提醒人们政治失算的风险。他说,过去世界领袖都知道必须跨域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影响全球或区域的问题,“然而当今有许多小人在高位上,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风险,只要失算一步就全盘完了。”

他警惕世界回到冷战时期互不信赖的心态,国家之间彼此排斥和否决一切。

政治应是服务人民社会,解决问题的。然而当愤怒政治影响舆论和政民之间缺乏诚信时,一切沟通与对话都会被彼此消音,政府的言行也容易被视为政治介入或政治宣传而碰壁。正如许多政府高呼人民与企业须要为迎接数码经济时代妥善转型,政府与民众间的社会契约、诚信建设也须要因应时代转型和转换方式,符合现今的互联网信息流通思维,也更敏感于当前的愤怒政治氛围,以及现今各阶层人们的心灵与物质诉求。

社会里浮现的民主与自由诉求有时只是一种代号,政治领袖和国家决策者需要更了解这些所谓“意识形态”或理想主义背后的确切导因和需要。一概地把这种诉求当作无稽之谈或脱离现实,事实是自己脱离民众与他们每天须面对的生活现实,包括种种政策偏差与偏见导致的不便与成本。

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社会的治理都离不开某种社会基因工程。法律与条规的设立是一种,为达到宣导或国民教育目的的社会运动是其二。有家人最近为准备论文,经常上图书馆。为了让自己能自律和提振精神,上图书馆时也要穿得光鲜好看而不是只求舒服,“免得懒懒散散”。

人都需要某种诱因或指导来推动自己做该做的事,新加坡建国以来设立的确保种族宗教和谐与团结机制,有其历史背景和需要,今天是否过时也许见仁见智,但以新加坡所处的马来海洋地理位置,和当今所面对的跨域恐怖主义威胁,就如交通灯与防范罪案的法律管制还是有其必要,多元种族宗教社会的共处与并容永远是个进行式,只是彼此的相处与对事情的处理应该更见成熟与增进信赖。当下的全球化愤怒政治不能越界,止于种族宗教门外。

马云上个月在阿里巴巴大家庭年会上演讲时,提到今年18岁的阿里巴巴必须坚持理想主义,最担心员工因为阿里巴巴成长而忘却了理想主义。为此,相对于目前的反全球化浪潮、愤怒政治浪潮,他的“反”浪潮宣言是让阿里巴巴这新的“经济体”,能让更多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和年轻人能分享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技术进步的好处。

他也提醒集团旗下各平台员工,未来五到10年,阿里巴巴更要“为当年我们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个承诺去付诸行动”“我们不应该阻碍全球化,阿里巴巴有责任去完善全球化”。而他要以经济体来定位今天的阿里巴巴——而不再是普通企业或公司,“因为公司以考虑自己的利益为主,经济体是要担当社会的责任。两者不是规模与利润的差别,而是担当和责任的差别。”

愤怒政治所伴随的情绪至上言行,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取得本国及跨国界社会的共鸣,但越是看到问题,越需要有探究原因与解决问题的理想。理想与现实未必就在对立面,只有无视情绪的根源及不负责任的操控愤怒政治,才会让一起设法解决问题的理想与热诚日益消退消灭,最终让社会裂痕不断扩大而崩溃。

马云说,保持理想,认真生活。“生活只有一次,它没有排练,不认真对待生活,生活就不会真正对待你。”

人类今天取得的各种进步,包括科技的发明,妇女地位和劳工群体福利改善,是因为人们努力让改善生活与世界的理想落地,宁让理想而不是恶性循环的情绪全球化。

(作者是本报副总编辑 gohshe@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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