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他们为什么会走上极端之路?

内部安全局每隔一两个月,都会拘留一两名自我激进化新加坡人。他们并非穷途潦倒的人,也不是来自中东。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上过政府学校,生活不算差,不过却自我激进化。他们以男性居多,但也有一些是年轻女性,想要加入叙利亚军事极端行列,并要在新加坡搞暴力破坏。

以上是李显龙总理9月23日在人民协会“咖啡聊天室”对话会上的讲话。我们知道,截至目前为止,这些被当局扣留的自我激进化分子,都是本土穆斯林。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远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极端伊斯兰的影响,确实是很值得探究。

类似情况也在许多别的国家出现,比如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等等有少数穆斯林裔国民的国家,几乎都没有例外地碰上同样的问题,甚至一再遭受恐怖袭击。但新加坡的情况和这些国家又有所差别,新加坡的穆斯林是土生土长的,欧美国家的穆斯林则几乎都是移民及其后裔。此外,新加坡自立国以来就推行多元种族主义,欧美国家则是期望或要求移民都融入当地社会。

因此,唯一能够解释本土穆斯林被蛊惑的,是狂热伊斯兰这个宗教因素。这是伊国组织利用伊斯兰,并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四处宣传所产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一本出版于1951年的小书《忠实信徒》(The True Believer)的观察,或许可作为我们有用的参考。这本书中国出版的中译本书名改为《狂热分子》,也就是英文所指的fanatic,作者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是自学成就的著名的码头工人哲学家,于1983年去世。

本书所分析的,是各种群众运动(包括宗教)中狂热分子的共同心态,如1940年代和1950年代困扰那个时代的信仰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伊国组织试图利用被曲解的伊斯兰教义,在世界各地穆斯林群体中挑起的,正是一场狂热的、以暴力为手段的群体运动。他们打出的旗帜,就是在世界建立“哈里发国”,恢复久已湮灭的伊斯兰帝国历史荣光。他们以此包装他们的军事战斗,把它形容为圣战。

霍弗的观察是:所有群众运动都会激发起追随者赴死的决心和团结行动的意愿。不管它们宣扬的主张或制定的是什么纲领,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助长狂热、激情、热望、仇恨和不宽容,所有群众运动都能够从生活的某些方面释放出强大的动能。它们全都要求信徒盲从和一心一意效忠。不管彼此的主张与目标有多么南辕北辙,所有群众运动都是从同一类人中间吸收最早的追随者,而它们能吸引到的,也是同一类型的心灵。

尽管在狂热的基督徒、狂热的穆斯林、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狂热的纳粹分子之间有显著不同,但鼓动他们的那股狂热,却可以视为同样的东西。驱策他们去扩张和控制世界的那股力量也是相同的。

按照霍弗的观点,会去参加群众运动的人,基本上是所谓的失意者或有挫折感的人(the frustrated)。换言之,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或个人的因素。以此推论的话,那些土生土长、上过政府学校、生活又不算十分潦倒的新加坡穆斯林,之所以会去参加伊国组织的恐怖事业(当然,在他们看来是神圣事业),甚至心甘情愿要为之牺牲性命,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都有某种心理挫折感,对现实不满(不管这是不是正确和合理),而刚好又碰上了激进主义的号召,因而误入歧途。无论如何,结果是他们都变成了失去理性的狂热分子。

伊国组织号召世界各地穆斯林参与打倒西方文明和建立“哈里法国”理想的“圣战”,尽管不切实际,但对于一些人还是能产生误导和迷惑。这些人迷信宣传,以为死后即可成为烈士,上天堂享受美女陪伴和无比美好的生活。这是缺乏思辨能力和自持能力的表现,包括无法结合时代和生活实际来理解教义。

对于所谓的“哈里发国”,在回教社群日前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新加坡伊斯兰宗教领袖穆夫提法特利斯(Fatris Bakaram)的一番话,可谓一语中的(见10月8日《海峡时报》)。

他认为,新加坡回教社群必须依据新加坡的多元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提倡对伊斯兰的理解和实践。宗教师可以给人们正确的宗教引导,在讨论宗教教义时,知所分辨和抉择。就此理解,我们可以说宗教师扮演了很重要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在目前伊国组织的宣传不断在混淆视听的情况下。

比方,他质疑说,“哈里发国”是不是穆斯林可以生活及参与的唯一理想和合法的政治制度?换言之,对一些教义的理解,不能抽离那种教义出现的时代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就是不能泥古不化,死依教条。

其实,不只是伊斯兰,任何宗教都必须与时俱进,也必须在实践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考虑到所在国的实际情况,结合新时代新社会的需要,推陈出新。这也应是绝大多数新加坡人都理解和接受的原则。问题是要如何防范少数人受到外来的诱惑与误导?

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或许在于设法加强各族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和自主意识,不管各自的宗教信仰为何,大家都服膺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的立国原则,清醒认识多元性的社会现实。只有具备坚实的新加坡认同感和清醒的头脑,我们才能时时以新加坡利益为出发点,站在新加坡人的自主立场看事情,有主见和判断是非的能力,也抵挡得了各种外来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的拉扯和迷惑。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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