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国共产党的大回归

字体大小:

审时度势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习近平的下一届领导班子的构成,围绕着谁上谁下的政治斗争,领导体制的变化,以及对政策可能的影响等。

然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的走向——习近平将要把中国引向何方?这不仅对中国,对今后世界的格局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曾使西方国家欢欣鼓舞。它们希望中国成功,认为中国以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为导向的经济起飞,必然导致中产阶层的兴起,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广泛流传,公民社会壮大,民主化压力上升,迫使执政党改弦易辙以顺应世界潮流。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国家,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

30年后我们却看到中国共产党朝正统的大回归——从思想意识形态、组织结构、生活和工作作风,到行使权力的方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辩证法、矛盾论;政治学习、整风、严肃纪律、反腐等。

毛泽东的名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又成为当下的口号;党权而不是民主化趋势在增强。在西方一些人看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大踏步倒退;他们甚至据此预言,中共的末日快要到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完全可以用邓小平当年解释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话,来解释今天中共的大回归:“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先来看看国际大气候。这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虚弱表现:经济恢复乏力,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并在加速,导致了社会的分裂、极端化和政治动荡。

全世界最富有的八个人的总资产,相当于世界一半人口的总资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014年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用详实的历史资料证明,这是资本主义的常态,是不治之症,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加剧了贫富分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撕裂社会。西方民主政治在社会分裂、基本共识丧失、经济社会前途不明、政策方向上存在极大争议的情况下,其表达民意、整合社会的功能失效,沦为无休止党派争斗的舞台,越来越无法应对经济社会的巨变。

相形之下,中共一党统治表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中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全面追赶,局部超越的局面。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逐渐感受到了一种东风压倒西风的气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有了晚清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信,而且不是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最终导致中国全面落伍的盲目自信,而是一种看上去有根有据的全面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即中共常说的“四个自信”)。

毛泽东时代的自信来源于内战中打败国民党800万军队,武力夺取政权;来源于在朝鲜战场上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打了个平手,将它拒止于三八线以南;来源于从马克思主义那得来的、对人类社会规律和对自己历史定位的认知,也来源于因封闭锁国而来的、对国外发展的无知。

不一样的大国自信

邓小平时代的战略是“韬光养晦”,其实质是看到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后的自知之明,和奋起直追的紧迫感。随着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差距缩小了,赶上和超越西方也有了现实感。

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大国自信。正在酝酿中的“习近平思想”就是将四个自信理论化,而且不仅仅是对国内情况的自信,中国已有信心为世界共同的难题提出“中国的方案”,趁西方这只大船风雨飘摇之际,再一次引领世界潮流。

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和之后世界形势的发展,使中共深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还在加剧,马克思主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正好又是中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就是向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大气候。

金融危机后马克思的著作再次在西方畅销,社会主义再次进入主流话题;“占领华尔街”运动扩散到世界各地;美国2016年大选桑德斯公开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并且赢得了大量选民,尤其是年轻的选民。

9月29日的中共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这届政治局以前的集体学习题目还包括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等。

除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他世界性的难题如贫困问题、就业问题、社会动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老龄化、社会保障、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更有能力来解决。中国制度的高度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文化的凝聚力等,都使中国具有竞争优势;中国要坚决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走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治国理政模式。

中共在其他方面的回归,尤其是向它在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光荣传统”的回归,则主要归因于中国国内的“小气候”。近40年的高速发展,给中国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也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败坏,给执政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制度优势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执政党。这个党不能腐败堕落,不能像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成为权贵资本的政党;也不能像前苏共那样,成为一个被人民唾弃的特权阶层。

在财富飞速增长的同时,各级官员也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脱离群众,贪腐成风,行为离党章越来越远,严重威胁到中共执政的民意基础和能力。腐败在党内的蔓延和习近平上台以来大规模、高强度的反腐,是中共向毛泽东传统回归的小气候。

中共十八大以来截至今年6月底,有280多个省部级以上的干部、8600多个厅局级干部、6.6万个县处级干部和134.3万个乡科级党员干部被立案审查或处分;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万多起,处理24万多人。反腐的规模、力度和持续时间之长都前所未有。

中共是想以党风的好转来带动政风、民风的好转,赢得民心,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主要办法是恢复和发展毛时代的许多传统,重新回到“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的理想状况。但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对党内腐败根源的判断:信念的丧失。

习近平在十八届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得“软骨病”,就会腐化堕落。他说:“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于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信仰,要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要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将其发展为习近平思想,来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员的行动指南。

对中国的未来,习近平似乎已胸有成竹。三中、四中、六中全会和习的系列讲话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理论系统、改革方案和行动纲领;剩下的主要是执行。十九大的重中之重,就是要选拔能够忠实执行习近平路线的干部,配好班子。

以上就是中共大回归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中国似乎又回到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近代史主调。邓小平时代是“不争论,闷声发大财”;习近平时代是“不争论,都听我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奋斗。很显然,习近平的中国走的不是西方的路,也不是东亚除越南外其他国家的路,甚至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也有很大差别,更不是简单地回归毛泽东时代。对世界来说,中国是个未知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中共在其他方面的回归,尤其是向它在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光荣传统”的回归,则主要归因于中国国内的“小气候”。

LIKE我们的官方脸书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

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