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楚琳:当琴声和钟声响起时

声声慢

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微妙,但学生的感觉则是很直接坦白的。回忆母校的当儿,恍然领悟我所能我所知的,都是老师们早就拥有的智慧。

最近结识的一位大提琴手卡查图(Khachatur Khachatryan)为人羞涩腼腆,拉起琴来却判若两人。他拉奏巴哈无伴奏大提琴前三组曲是一气呵成,左手指法快捷有力,右手弓法奏强音时音质洪亮充沛又饱满,奏弱音时却是细致委婉动听。他小时候是神童,因为上了几堂课就可以上台把圣桑A小调协奏曲悦耳地拉出来。神童当了四年,12岁时拜74岁的名师撒尔齐显(Zareh Sarkisyan)为师父,让卡先生重新学习基本的拉奏技术,直到老先生80岁去世为止,这才免了小时了了大时未必佳的悲剧性后果。

这位名号亚美尼亚首席大提琴手名师出高徒,当今最火爆的红星哈赫纳萨利安(Narek Hakhnazaryan)也是他的学生。我为卡先生办巴哈无伴奏组曲大全集演奏会(本月20日晚上7点半假前国会大厦,别错过哦),撰写说明文的时候,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千篇一律地都来自那位大红星的贴文。除此之外,老先生似乎成了无名英雄。我为老先生感到惋惜,在演奏会的册子里加了几笔,希望老先生桃李天下也永垂不朽,在音乐史上留些痕迹。

卡先生回忆啟蒙老师的恩惠,让我也想起母校里无数默默耕耘的老师。

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微妙,但是学生的感觉则是很直接坦白的。小学的那位迪苏莎老师脾气暴戾,我们对英文的恐惧感还得等后来年轻活泼的朵拉蒂修女来治疗。我的英文在来自新西兰的杨老师开明诱导下突飞猛进,奠下日后受用无穷的底蕴,无论是发音、对话、语法皆可比美英、美学生。我沾沾自喜,其实都是老师的功劳。修女老师后来还俗了,听说她还过得挺快活的。杨老师教游泳更是一级棒,她的女儿念甲班,是母校的游泳健将。杨老师数年前车祸罹难,在此为她哀悼。

长相如稻草人的迪苏莎老师专政的恐怖时代,终于在五年级那年被西瓜太太推翻了。同样是葡籍欧亚人,西瓜太太和蔼可亲,长得胖胖圆圆的还更像是厨房里的烹饪女皇。其实她教英文的时候还有点儿心不在焉,因为搞针织、钩针、挑针才是她的最爱。所以上手工节,课堂秩序会完全崩溃,各就各位的训令暂时取消了。西瓜太太坐镇在课堂里的老师桌,我们簇拥着她,看她又粗又短的十指灵活巧妙的变魔术。有意无意间,英文课有时候会演变成针织堂,小杯垫、婴儿靴、小帽子则是最新的英文词汇。将小时候伤心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之后,仅留下的就是这般甜蜜的时光啦。

老师自己也许不知道,她们的粉笔功龙飞凤舞,是上课时的一种另类行为艺术。我一直默默地盼望有一天就这样潜移默化的,因为瞪着黑板书法久了,我的书法也自然而然成了体。地理老师蔡绍兰的黑板行书,是我爱上地理课的隐因。她的直笔划拉到黑板底正垂不阿,强劲有力。她以快速行书写山川地名,速度与力道并发,那最后的一点或句号,砰地点在黑板上,粉笔断了一截,碎散地板,还听得到那“咚”的一声耶!

班主任洪玉英老师教华文,从《父亲的背影》教到《爱莲说》,再到《与妻诀别书》,一连带班四年。她的黑板书法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于右任的型。可惜洪、蔡老师没教我们书法,倘若当时对她们说:“老师,教教我,把我的字写得跟你的一样吧!”她们也许会感到莫名其妙,也许会推荐我去向徐玄玲老师学习。只相差三岁,徐老师所带的那一届师姐当中,就有常贴上壁报的毛笔写手,如韩月榕、许慧慧等等,她们每周大楷光荣登场各一篇,我看了望尘莫及。那种感觉现在的诠释是遗憾外,也觉得庆幸;白板将黑板淘汰了之后,在其面上写出来的字,就是没有洪、蔡的风度。

上世纪七十年代母校招纳以“兰“字为名的老师除蔡绍兰外,还有文学老师郭兰桂、教生物的幽默大师周冰兰老师。可惜少年的我对文学的兴趣不大,多亏郭老师深入浅出又风趣的教导,现在读起叶嘉莹的文学论述时就会想起郭兰桂老师。我望着家里那两墙挤满了书本的架子时,也会想起她,听说她家里书多得凡隙必有书,那便是我的藏书愿景吧!周老师天生谐星相,她最严肃的时候也最滑稽,让她向一群青春期的女生讲解最尴尬的人体器官或生理活动最生动有效了。

我对其他科学数学老师印象泛泛,她们也许也不记得我了,因为数理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我十分勉强地侥幸考入中三理科班,却十分自量地自动选入文科班。班主任洪老师并没太热忱地挽留,因为她知道入理科我会活不过来的。她反而变成了中三爱班的新级任老师,我们真有师生缘哪。

外界总认为母校给学生压力太大,我倒觉得老师心里明白,每个学生都有因材施教的必要。我在文科班里头为所欲为,数学总是考不及格,老师也不多说,让我愉快地完成中学学业。不想老师在学生及校长之光芒中暗淡消失,回忆母校的当儿,就抖出来这么多美好的回忆,恍然领悟我所能我所知的,都是老师们早就拥有的智慧。

(作者是博物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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