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自我懂事以来，“死亡”一直是全家避而不谈的课题，不仅不会讨论，就连“死”这个字眼都很少出现在家人的谈话中，因为一家人不知从何时开始的迷信，深怕一说“死”，不好的事情便会发生。
一直到我开始工作后，采访多名海内外医疗机构的慈怀护理专家，聆听他们劝解众人不应忌讳讨论死亡，而是应该以一颗看待“出生”般自然的心态看待“死亡”，才对死亡逐渐“敞开心房”。
坦然面对死亡，乍听之下好像有些消极，但事实恰恰相反。
我不只一次听见慈怀护理专家强调：“唯有学会死，才能学会生。进行生命末期的讨论，并不会加速死亡的到来。反之，只有通过这些对话与沟通，才能让我们反思自己最在乎的是什么，才能让我们把这些反思清楚传达给自己最在乎的人。”
于是，一次采访预先护理计划的新闻后，我与丈夫进行了一次深谈，清楚向彼此交代若自己哪一天病重到某个阶段时，请忍心放手。
虽然我们的口头交代不像预先医疗指示（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那样，具法律约束力，但它也属于参与预先护理计划的一种方式。
简单来说，属自愿性质的预先护理计划，目的是鼓励病人就自己未来所接受的医疗护理，预先进行讨论、声明或记录，以便在丧失自行做决定的能力时，有个可循的依据。
预先医疗指示则是让人们针对临终时可能陷入无意识的病危情况，预先签署的一份医疗指示法律文件。
向丈夫做了交代后，我瞬间松了口气，为自己终于清楚表达心中所想而开心，也为未来若真发生不幸时，不会拖累家人、让家人不知所措，更不会让自己在疾病前“垂死挣扎”而欣慰。
然而，谈自己的死亡容易，谈亲人的，尤其是年长至亲的却很难。
我始终不忍与父母讨论这个话题，深怕他们误解。
直到去年底卧病在床六年的外公过世后，母亲竟主动找我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她在照顾外公的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次的彷徨，不知自己为外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否如老人家所愿。
母亲不愿我有朝一日也面对相同的处境，所以“情愿在脑袋清醒时为自己做好决定。”
与母亲的沟通让我们彼此放下心中大石，但也显示，对于一些思想相对传统、保守的亚洲年长者来说，往往只有经历生离死别后，他们才做好讨论“死亡”的准备。
对“死亡”的避而不谈，正是导致慈怀护理相关教育工作，即便在本地推展多年，公众对它的认知仍然有限，甚至存在诸多误解的主要原因。
连氏基金会在2014年展开的临终态度调查显示，只有一半的国人听过慈怀护理，仅三分之一受访者能正确回答何谓慈怀护理。
也难怪多名政府卫生官员这些年来，每每出席慈怀护理相关活动时，都会呼吁公众不要避忌与年长家庭成员谈论死亡、讨论慈怀护理相关话题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当年长者对这方面有了足够了解，不再忌讳，才能为他们安排最适合的照料方案。
随着人口老龄化，年长者人数逐年增加，面对将在不久后出现的“银发浪潮”，慈怀护理界近年来已不断提升临终的疗护能力、医护人员的水平、津贴措施及增建相关设施等，但最重要的元素还是在于“人心”是否愿意接受“死亡”。
不尝试讨论，就永远不会知道老一辈的意愿是什么，与其等到家人病危时不知所措，不如今天就与家人打开这个话匣子——昨天（14日）是世界慈怀护理日，你有想过善终的问题吗？
（作者是本报记者 yuanyi@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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