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远漪:打开“死亡”的话匣子

记者手记

自我懂事以来,“死亡”一直是全家避而不谈的课题,不仅不会讨论,就连“死”这个字眼都很少出现在家人的谈话中,因为一家人不知从何时开始的迷信,深怕一说“死”,不好的事情便会发生。

一直到我开始工作后,采访多名海内外医疗机构的慈怀护理专家,聆听他们劝解众人不应忌讳讨论死亡,而是应该以一颗看待“出生”般自然的心态看待“死亡”,才对死亡逐渐“敞开心房”。

坦然面对死亡,乍听之下好像有些消极,但事实恰恰相反。

我不只一次听见慈怀护理专家强调:“唯有学会死,才能学会生。进行生命末期的讨论,并不会加速死亡的到来。反之,只有通过这些对话与沟通,才能让我们反思自己最在乎的是什么,才能让我们把这些反思清楚传达给自己最在乎的人。”

于是,一次采访预先护理计划的新闻后,我与丈夫进行了一次深谈,清楚向彼此交代若自己哪一天病重到某个阶段时,请忍心放手。

虽然我们的口头交代不像预先医疗指示(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那样,具法律约束力,但它也属于参与预先护理计划的一种方式。

简单来说,属自愿性质的预先护理计划,目的是鼓励病人就自己未来所接受的医疗护理,预先进行讨论、声明或记录,以便在丧失自行做决定的能力时,有个可循的依据。

预先医疗指示则是让人们针对临终时可能陷入无意识的病危情况,预先签署的一份医疗指示法律文件。

向丈夫做了交代后,我瞬间松了口气,为自己终于清楚表达心中所想而开心,也为未来若真发生不幸时,不会拖累家人、让家人不知所措,更不会让自己在疾病前“垂死挣扎”而欣慰。

然而,谈自己的死亡容易,谈亲人的,尤其是年长至亲的却很难。

我始终不忍与父母讨论这个话题,深怕他们误解。

直到去年底卧病在床六年的外公过世后,母亲竟主动找我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她在照顾外公的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次的彷徨,不知自己为外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否如老人家所愿。

母亲不愿我有朝一日也面对相同的处境,所以“情愿在脑袋清醒时为自己做好决定。”

与母亲的沟通让我们彼此放下心中大石,但也显示,对于一些思想相对传统、保守的亚洲年长者来说,往往只有经历生离死别后,他们才做好讨论“死亡”的准备。

对“死亡”的避而不谈,正是导致慈怀护理相关教育工作,即便在本地推展多年,公众对它的认知仍然有限,甚至存在诸多误解的主要原因。

连氏基金会在2014年展开的临终态度调查显示,只有一半的国人听过慈怀护理,仅三分之一受访者能正确回答何谓慈怀护理。

也难怪多名政府卫生官员这些年来,每每出席慈怀护理相关活动时,都会呼吁公众不要避忌与年长家庭成员谈论死亡、讨论慈怀护理相关话题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当年长者对这方面有了足够了解,不再忌讳,才能为他们安排最适合的照料方案。

随着人口老龄化,年长者人数逐年增加,面对将在不久后出现的“银发浪潮”,慈怀护理界近年来已不断提升临终的疗护能力、医护人员的水平、津贴措施及增建相关设施等,但最重要的元素还是在于“人心”是否愿意接受“死亡”。

不尝试讨论,就永远不会知道老一辈的意愿是什么,与其等到家人病危时不知所措,不如今天就与家人打开这个话匣子——昨天(14日)是世界慈怀护理日,你有想过善终的问题吗?

(作者是本报记者 yuanyi@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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