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如何认识当代中共的“现代性”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时间里,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这里所说的“政治领域”的变化,指的是在中共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因为中共是中国的政治主体,重大的政治变化都是围绕着中共自身的变化,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再者,中共内部的变化也具有“外溢性”,导致了其外部各方面关系的变化。

不难观察到,如果和十八大之前中共侧重于其外部关系的调整所引发的变化相比,十八大以来的变化,无疑具有“自我革命”的特点。十八大之前,中共的关切点是调整其外部关系,即执政党对社会经济的变化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和适应。各种调整往往表现为反应性和被动性,在一些时候更是表现为“不得不”的方式,通俗地说,是“救火”方式。

而十八大以来的情形就很不相同,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党内,并且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远超内部关系的调整,而是诸多重大关系的重新构造,涵盖了上至顶层权力运作机制,下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在内的各个领域。

简单地说,这些变化表现为“破”和“立”两个方面。可以举反腐败运动为例。反腐败运动最早始于2012年底由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八项规定”,内容包括轻车从简、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执行住房车辆等配备待遇等具体事项。到今天,这场反腐败运动普遍被视为是1949年建国以来最持久深入的运动。

根据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消息,五年来,已经共处分了200万名党员,约占了中共全体党员的2%。其中,共立案审查副部级以上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除了对高层干部反腐败外,推动全面治党向基层延伸,五年来处分乡科级或以下党员13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

有“破”就有“立”,“立”表现为从严治党的制度化。作为执政党,“从严治党”也一直都是中共高层所特别强调的。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每次党代表大会报告都会特别强调“从严治党”。不过,十八大之后,更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概念是习近平2014年在中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中首次提出,并在之后成为“四个全面”中的最后一个“全面”。

其他三个“全面”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不过,这最后一个“全面”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道理很简单,中共是中国的政治主体,唯一的执政党,没有这最后一个“全面”,其他三个“全面”就无从谈起。

针对党风党纪问题,2015年中共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更是通过了两个重要政治文件,即《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共反腐败背后的真正目的

对中共内部所发生的这一些变化,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很多人并不理解,甚至很不理解。例如针对反腐败问题,就有很不相同的看法和意见。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过度了、已经走过头了。另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表现为“选择性”,即表现为“路线”问题。还有一些人简单地认为,之所以如此反腐败,只是这一代领导人想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罢了。当然,更多的人则持传统的观点,即反腐败就是为了中共的自我生存和发展。

不过,所有这些看法都忽视了中共反腐败背后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对执政党对自己所认同的现代性的残酷无情的追求。现代性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是中共的性质问题。对现代性的追求表明中共要对新时代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回答,包括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依靠什么执政?如何获取合法性?如何执政?等等。

如何解释中共所认同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中共置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启蒙运动的历史中。作为一个近代政治组织,中共那样的组织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它是中国近代政治启蒙的产物。

中外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现代政治体制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政治体制目的在于维持现状,而现代政治体制的目的在于进步。传统体制也不是没有变化,但变化的目标在于维持现状,就是防止革命性的变化。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从秦始皇帝到晚清数千年,中国只有朝代的更替,没有基本制度的更替。人们既可以说这是传统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但也可以说是数千年缺少结构性的变化。

现在的政治体制则很不一样了,主要是因为在启蒙运动过程中牢固确立了进步的观念。从孙中山革命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革命,数代中国人都在求变化,都有一样的目标,即要改变中国。

在近代启蒙运动中,人们对从前维持旧体制的儒家个人伦理做了最激进的批评和攻击。不过,从前的伦理不再可行了,但各派政治力量对未来是怎样的则没有共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追求变化?各派都持不同观点。

中国共产党选择追求最激进也最深刻的变化,这也就是中共成立以来所追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来推翻旧政权,彻底改造社会,确立一个全新的制度。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老一代革命出身的政治人物的过去,中共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转型,即从原来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这个转型方向极其明确,但是对“何谓执政党?”这个问题,人们并不是很清楚。

可以说,自从转型开始以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中共高层对这个问题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之中。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如果一个政党为了执政而执政,那么必然导致执政党的衰落。这既明显表现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历史中,也表现在西方那些根据选票计算执政合法性的政党历史中。

中共现在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向现代执政党转型过程中,仍然不失其“革命性”。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在其传统意义上,继续的启蒙和革命显然已经很不适应。革命毕竟是要推翻旧制度,而执政则是要维持现行的体制。

1949年之后,受激进启蒙思想影响的毛泽东仍然要“继续革命”,即推翻自己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至少要避免官僚体制返回旧制度的特点,这和执政党的本质构成了对立,既造成了党内政治灾难性后果,也造就了社会的“普遍贫穷化”(即贫穷社会主义)。而“普遍贫穷化”则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本身所要消灭的目标。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共重新界定了中共的现代性,即要解决普遍贫穷化这个革命原来的目标。不过,邓小平时代在重新界定中共现代性的同时,也努力保留着执政党的“革命性质”。邓小平所力主推动的“干部四化”就是很好的例子,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还是头等重要的,即只有“革命化”才能促成执政党在达成其所设定的新使命的同时实现现代性。

因为邓小平时代的现代性主要是由国家的经济现代性所规定的,执政党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受这种经济现代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中国很快形成了GDP主义。就经济发展而言,GDP主义功不可没,中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彻底改变了“贫穷社会主义”。

执政党的严重商业化倾向

到十八大之前,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也从80年代初的不足300美元跃升到8000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促成了数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些成就被国际社会视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

不过,GDP主义也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作为组织本身,影响着其党员干部的行为方式。简单地说,执政党本身被严重商业化了,失去了其传统的“革命性”。

习近平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所讲的一段话,很直观地描述出了执政党所面临的严峻局面。习近平说:“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无赖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

这里所说的既有执政党党员的个体行为方式,也有他们的集体行为方式;既有地方层面的,也有中央层面的。这里涉及派系、寡头政治、集体堕落等等,而所有这些已经并非“腐败”这一概念所能涵盖的了。

再者,商业化更表现在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尤其是共青团的变化上。习近平对共青团有严厉的批评,认为共青团存在着“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四化”问题。当然,这些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共青团,而且也存在于几乎所有和中共有关联的组织体系内。

无论是党内所出现的现象,还是共青团所出现的现象,或许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共同现象,或者说这些现象也具有现代性,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但不管如何,这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必须竭力避免的现代性。如果执政党迁就这些现代性或者向这些现代性投降,其衰落变得不可避免了。

因此,中共需要通过重新确定自己的使命,复兴其革命性,再次界定自己的现代性。如上所说,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继续革命”保持执政党的现代性,但其实验没有成功。邓小平所界定的国家经济现代性成功了,但执政党本身出现了重大问题。

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破除”政党的商业性,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机制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来重新界定党的现代性。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党”概念从西方引入,但引入之后其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党就是政治行动的主体,而行动不仅仅是求生存和发展,而是引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就是说,政党的现代性不是被变化着的环境所被动规定和界定;恰恰相反,执政党要通过行动来主动规定自身的现代性,追求自身的现代性。通过不断更新和规定其现代性,执政党才能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同时保持其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感。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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