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中国会重建的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聚焦

习近平个人权威的树立与强化,让世界上许多观察人士担忧,中国会向外界输出它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将带着明显的共产主义和威权政治色彩。我认为这种担忧是多余的,至少在短期内看不到这种可能。这并非由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缺乏这种意愿,而是当前中国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

也许有人会不同意这种观点。毕竟,2008年时“中国模式”便作为一种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政治模式而闻名于世。是的,但“中国模式”至今并没有在世界继续发挥影响。因为从根本上说,它并不完善,也并不完整。

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并没有建立,即使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会是缺乏“灵魂”的。它只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并没有完整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内在的支撑。

并且,中国过去30几年的发展,及至现在的崛起,并非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富有与崛起。恰恰相反,它是“去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正是在邓小平的“不争论”一锤定音,将“市场经济”等在当时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词汇,转化为工具性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与实现国家富有的手段,这才使得中国拥有了现在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

甚至,我们应当理解,为何此时此刻,习近平要强调“党领导一切”,要重新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正是因为过去30几年的发展,事实上并非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下指导产生,而是与其脱钩才有了今日的中国。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发展方式如果持续,显然会损害其中共执政党的地位与合法性,甚至对政党自身造成伤害。

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维持其治理与统治并不容易。中国过去1000多年之所以能维持在大一统的超稳定架构之内,原因无它,就是拥有儒家这一为各个阶层、族群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存在。虽然它并非宗教,却同样发挥着超越阶层与利益的角色,扮演着西方宗教在世俗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但自从19世纪西方制度与文化的闯入,中国的儒家传统意识形态不断受到冲击,甚至瓦解,可以说至今中国尚未从这种变化之中恢复过来。自那之后,不同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革命党人都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包括现在北京的执政党和在台湾的国民党。最终,以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方案,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而暂告一段落。

这种暂时性的胜利,很快就因为自己内部的问题、各种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终结。因此才有了邓小平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出现。这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危机和发展难题,但并没有解决国家意识形态重建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日益多元化,不同的阶层拥有自己某种意识形态,相互之间存在竞争。混乱而多元的意识形态格局,势必对执政党的治理造成冲击。如果执政党要保持其执政地位,保持其政党的纪律性和统一性,就必须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就必须重建国家的意识形态。

也许有人会担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归与复苏。但正如福山所言的西方民主并没有终结历史一样,西方民主文明当前的困境,也并非意味着共产主义就能够回归或复活。如果我们认定共产主义在中国成功,帮助共产党实现了建国,就必须正视它的理论本身是经过本土化,是与中国的传统、现实结合才发挥了作用。

中国的领导人曾多次强调,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普适性,不能照搬到中国。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西方的共产主义也并非照搬到中国。

如果说今天要中国输出新的意识形态,它首先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当前并不具备这样的一套意识形态价值观。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也是为何一直是作为中央智囊的王沪宁,会在中共十九大晋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七常委之一。

能够了解、掌握领导人的思想并将其理论化、模式化的王沪宁,显然会在未来承担起这样的角色。这是中国新时代下的主要任务。过去基于经济实力所产生的影响力,中国的领导者清楚它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只有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才是可持续,并且能够生根发芽的。

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似乎在回归上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做法时,或许并不用急于下结论,认为它在走回头路。新时代下的“党领导一切”意味着什么,还需要时间观察。但我认为,基于过去100多年的经验,显然只有适应当时客观环境的意识形态才能生存,才能解决当时阶段的问题。

在今天新的时代背景下,就必然需要建立起一套有别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意识形态。历史并非只是简单地机械重复。或许我们今日需要好奇的是,在儒家传统意识形态“瓦解”,但仍以不同的形式影响中国之下,中国会建立起什么样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它会以怎样的路径重建并发挥作用。这些或许才更值得世界的观察者关注。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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