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购老大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电子结算服务“支付宝”，在日本使用的消息一经报道，支付宝再次引起高度关注。
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控股等巨头IT企业作为提供“信息中介”的平台，近年来在中国逐渐降低了商业交易风险和成本。通过企业收集大量的消费者信息，提供交易平台，弥补了中国经济“诚信交易”的不足之处。
此外，智能手机支付方式的普及，支持了打车、共享脚踏车等所谓的“共享经济”的爆发性增长。而且，阿里巴巴集团属下的蚂蚁金服，专注于服务小微企业与普通消费者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利用评价个人信用评分的“芝麻信用”（独立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服务体系，通过网络向个人贷款，解决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局面，开辟了小微企业和私人事业主，也能以低廉的成本找到贷款的路径。
不过，中国网络支付系统的迅速普及，意味着共产党政权可以通过巨头IT企业，得到巨大的消费者信息。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国际媒体等鸣起了警钟，中国是否会加速变成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年》所描写的监控社会？我们从市民活动受到监视和制约的观点，思考如何看待网络支付的普及所带来社会的变革。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科技的进步以及引领科技进步的企业，能决定市民的“可能”“不可能”的这个局面，并非是新颖的事情。比如，早在15年前，网络法等领域的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在讨论代码互联网的合法、违法和隐私权等著书中，就科技进步如何改变社会的管制方式，敏锐地提及这个问题。
莱西格指出，管制市民的行动需要四个手段，即“法律、社会规范、市场、结构”。最后一项通过“结构”对行动的管制是通过对基础设施的物理上的设计，限制某些特定的行动让其“不可能”，比如将公园的长椅设上挡板，让流浪汉难以躺在上面。
上述的芝麻信用，通过网络支付和SNS的交易，收集个人的社会地位、资产、交易记录、交友关系等信息，自动计算信用分，取350分到950分的数值。数值越高被认为“信用度”越高，有的在住宿时可以享受免除保证金、出国旅游时可以得到简化签证手续的优惠服务。如是，一家企业通过科技让个人的行动规范化，让其更加“靠谱”，可谓是典型的“通过结构实施的管制”。
在日本也不例外。如何看待通过发达的科技所带来的“管理社会”“监视社会”，迄今为止也进行了热议。比如，日本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成立的2003年前后，通过整治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个人信息被电子化，对政府这样的一元化管理，招来市民的不信任感，对其戒备的呼声高涨。
但是，其后在街头巷尾安置的监视摄像头，在监控和解决犯罪上十分有效的认知逐渐扩大，一味地批判和警惕“监视社会”的声音渐渐地平息。取而代之进行的具有说服力的议论是，“我们会容许什么样的‘监视社会’？”“如何让‘监视社会’和自由主义以及民主主义等普遍价值两立”？
对于中国网络支付系统的普及，以及导入个人信用评分，我们不应该劈头盖脑地进行批判。在这些先行的议论的基础上，有必要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
比如，根据《新闻周刊》等刊物报道，今年7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防止恐怖主义”为名，对该自治区居住的维吾尔族居民持有的智能手机，规定有义务安装名为“百姓安全”的信息报送软件。据说，该软件具有对智能手机内的“恐怖主义和不法宗教活动相关的视频、图像、电子书籍、电子文件”进行自动检测的功能。
像这样的“监视者”和“被监视者”之间，非对称性十分明确的监视系统的导入，明显不符合日本法学专家大屋雄裕所说的“社会的所有人员都需要平等地受到监视的社会”的条件。
对在中国国内生活的人来说，他们对监视系统表示肯定，这个事实也需要被我们接受。原本，中国很难融入“法律”和“社会规范”的社会。当政者费尽辛劳制定法律让民众遵守，或者儒学者反复强调“社会规范”的重要性，但让庶民遵守社会规范绝非易事。庶民十分通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道理。
但是，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网络企业通过提供“结构”来实施管制，看起来人们并不具有更多疑问，径直地接受。原因之一是，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便利性极高；其二，在中国这样对“法律”的信赖不高的社会，如莱西格说的对通过“结构”来实施的管制，市民拿“法律”对抗的思考方式很淡薄；其三，政府方面通过“结构”进行管制的技术日渐成熟，具有巧妙地运用自如的一面。
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没有贯彻以“法律”管制的社会占绝大多数。在这些非西方社会，对中国通过不断普及的“网络结构实施统治的系统”，估计不会遇到太大的抵抗而被接受。而且，这也会慢慢地对贯彻以“法律”管制社会的价值观造成影响。
作者是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