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香港为何仍然是个问题

北京对香港的态度,从放任宽容,到全面管治,既是对这20年面对香港的心态转变,其实也反映着北京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转变,有着特殊的时代特色。香港,只是因为地理特殊、身份特殊,显得格外醒目。

中国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摇摆不定,时紧时松。可以说,时至今日,北京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仍不清晰。并且可以肯定地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管治宽松的政策,已经逐渐收紧。过去对地方的放任,因为经济需要发展,需要地方进行创新、需要地方有活力。现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并且中央对地方富有的经济省份,控制力也不如以前。因此,对地方的要求从经济发展转向政治上的忠诚也就成为必然。

当然,香港毕竟特殊,有《基本法》保证其自治的权力。即使是现在,北京宣布说,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的管治权,或者监督权。但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说,无论是“全面管治权”还是“监督权”都不见于《基本法》;在白皮书发表之前,也从没有听到中央官员提及。

即使是真的要落实这样的全面管治,中央可以怎么做呢?香港民主建港联盟创党主席曾钰成认为,中央对特区的监督权是被动的、否定的,“即使属中央管理的或涉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事务,中央大概只能阻止特区作出违反中央意愿的决定,不能强制特区作出符合中央意愿的决定。至于《基本法》规定特区自行处理的事务,更不知中央怎样可以在‘不干预’的金箍咒下实行监督。”

这大概就是香港身份特殊性所带来的好处。大陆其他各省市自治区,恐怕很难有这样的优势,可以令中央只能消极应对。不过,这是最乐观的情况。正如香港高铁站“一地两检”所引发的争议一样,港府“自动放弃”宪政权力的方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了北京,绕过修改《基本法》而使大陆执法人员在香港部分区域有执法权。一旦这种方式变成现实,未来是否一旦北京决定介入香港事务,就都可以复制这样的方式?这是让香港人非常忧心的问题。

解决北京与香港之间的问题,唯一的可能就是关系的法治化。香港是个问题,源于北京仍然不知道怎样治理好这样的城市。即使有如梁振英这样的特首,还是很难让香港完全听命于北京。强制固然可以一劳永逸,但在刚性下的稳定,结果只会丧失所有的活力。

这种代价,不仅是大陆省市自治区所不能承受之重,更是香港这样的国际化城市,不可承受之重。香港于北京而言,于中国而言,都是在国际上很好的代言。治理香港这样的地方,需要北京转换思路,需要北京改变传统的中央-地方相处模式。如果北京能与香港处理好这层关系,同样可以运用到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之中去。

当下,不仅是北京对香港管治会更全面,更深,对大陆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大抵也会如此。前面已经说到,政治忠诚会是未来北京对地方政府的首要要求。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习近平这一轮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管治好政党,就能控制好政府,就能控制好整个中国。

但不管是治党,还是治国,能让各方都受益,并且可持续的,只有法治。不仅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法治化,同时也要明确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各种关系。政治权力要具备长治的能力,政党要拥有稳定的执政合法性,唯一的道路,就是让权力懂得自律,知道自己的限度。同时,不仅国家要有权力,市场、社会、公民也要有权力。让各种权力各归其位,让各种权力在各自的场域内发挥作用,这样均衡的权力体系,才是最为稳固的。

北京要管治香港,这不是个问题,重要的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如何界定好彼此的关系。关系理清楚了,方法明确了,香港就不会是个问题。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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