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历史没有假设

漫步

时光荏苒,再过一周,就是2018年,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历史命题:如何省思2019年开埠200周年的意义?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去策划,去迎接这个百年一遇的历史性年头,我们的眼光应该拉长到建国之前150年的历史场景。

先从唐朝诗人杜牧一首《赤壁》说起,诗云: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三国时期的孙吴名将周瑜火烧赤壁大破曹军的英勇事迹,后世不少文人墨客咏叹过。杜牧这首诗比较特别,前两句说的是沉在江底的兵器还未腐蚀,捞起来洗洗一下还可以看到前朝的历史痕迹。接下来两句,他却作了一个假设,假设当年东南风不给周瑜行个方便,战争的后果就要改写,胜利可能就属于曹操;曹操若击败孙吴,孙吴两个著名美女大乔与小乔可就惨,要被曹操关在为她们两人而建的铜雀台里头,成为曹操的玩物。大乔是周瑜的前领导孙策的妾,小乔则是周瑜的妻,两位美女若落入曹操之手,对孙吴将是天大的耻辱。

回到1819年,我们也可以假设,当时若是“大风不与莱公便”,把英殖民帝国官员莱佛士的船航行方向吹偏了,使他错过了新加坡这个小岛,也就错过了一个历史机遇。所谓“过了这条村,就没有这个店”,但莱公运气好,他还是“发现”了新加坡,发现二字得加上一个引号,因为当年这里并不是一个不毛之地,这里早已聚居了来自马来亚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血统各异统称“马来人”的早期土著和一些南来的中国移民。

建埠后,英殖民政府努力把新加坡开发成一个自由港口和区域转口贸易枢纽,这促成新加坡华人人口增长迅速。根据新马著名历史学家杨进发博士在《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一书的记载,1819年,新加坡的华族人口甚少,1860年则增至5万,已占当时总人口的63%;19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马来亚锡矿业的发展,南来英属殖民地的华人(还有来自南亚次大陆的移民)前赴后继,至1901年,新加坡华族人口已增至16万4000人,占总人口的71.8%。

19世纪开启了“闯南洋”的大时代,南来的华人多是逃避天灾人祸的苦力,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曾经多次指出,我们的移民先辈素质不高,但他们具有高度刻苦耐劳的精神。虽说如此,早期移民中也不乏一些出身不错,在中国曾经受过私塾教育,又具有经商头脑的生意人,如在新加坡开埠四年之后,也就是1823年,潮州人先贤佘有进便来到新加坡,在南洋一代经商。

那时的新加坡也成为华侨移民的中转站,留下来的华侨从事的行业种类繁多,什么生意都有华人参与。杨博士引述1879年英国公务员华尔汉(J.D. Vaughan)的书,列举华侨经商的行业多达一百多种。所以,华人在马来人眼中是很会做生意的人,华人的生意头脑使其他种族感到敬畏。

早期的成功商人都很自然地被不同方言族群视为领导,自1819年至1860年之间,著名的侨领有陈志生、蔡沧浪、陈笃生、佘有进、陈金声和胡亚基;1860年之后出现的华社领导有佘连城、陈明水、陈若锦、陈成宝、章芳琳、颜永成、林文庆和宋鸿祥(宋旺相)。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许多街名、医院和学校名字看到他们所留下的历史足迹。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华商在1906年成立华人商务总会(中华总商会的前身),成为华社的最高机构之后,华族成功商人所管的事务超越商业领域,涵盖了各类社会事务、民办教育,还卷入时代的大浪潮,参与中国抗日、向殖民地争取华人权益、反殖民统治。李光耀早在1964年便说:“总商会的历史,反映新加坡的历史”,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华总商会早期所走过的路与新加坡国家命运相结合。

假设早期新加坡的华族成功商人都是一群只顾赚钱,没有“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伟大抱负的人,新加坡不会走到今天。

到了建国时期,李光耀也曾假设若他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输了,后果就是赔了性命,新加坡的历史就大大不同了。

历史没有假设,只有许许多多的偶然。从开埠到建国之前,许多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先贤的成功,有他们偶然的机遇,但他们的成功,也包括了一些必然的主观和客观条件。

从开埠两百年以来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即新加坡之有今天,就是因为新加坡在建国50年之前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批对新加坡不离不弃的社会先贤和社会精英,推动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建国后更有一批建国先驱领导建国事业。

新加坡今天有500多万人口,不是开埠初期的几万或数十万,早期虽曾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但年轻的人口给新加坡带来优势,人口的老化则给今后的建国路带来更多变数。

我们不能假设历史,却能假设未来。假设未来新加坡社会不能再保持强大的向心力,人才轻言离弃(因为地球是平的),加上社会的老龄化,新加坡将面对200年来的另一重大转折点,我们需要另一股乘势而发的东风,但我禁不住要问:“风从哪里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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