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重话“民主”与“共和”

甲午战败之后,随着大批中国知识精英东渡扶桑,“欧风美雨”渐渐从东瀛飘入了华夏腹地。 “德莫克拉西”(民主)、“赛因斯”(科学)、“ 勃列西领”(总统)、“衮额里士”(国会)、“西那多”(参议员)、“里勃里先特底甫”(众议员)……这些舶来的术语曾令中国人眼花缭乱,又乐此不疲。

这些“洋玩意儿”在被植入中国文化以及概念对接的过程中,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和语境上混乱,这里有外在和内在的原因:外因是,“共和”和“民主”源自西方文明,是在历经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孟德斯鸠等大师的思考、立论和求证,以及千年的实践淬炼之后而得。也就是说,这些概念的产生和演变,有着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

内因是,中国人接触并接纳这些概念的时候,华夏正处于与外强冲突中完败的时代背景中,所以,当时的精英们在寻找救国强国的途径时,难免急功近利囫囵吞枣;再加上中国人逻辑思维不严谨,中文本身又是一种非常容易产生歧义的语言,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一直把“共和”与“民主”相提并论或混为一谈。

那“共和”一词究竟源出何处呢?根据一种说法,此概念产自中国远古史中极短暂的一瞬。话说周厉王37年(公元前842年),天下动荡,国人起义。厉王狼狈远遁,将太子姬静匿藏在老臣召公家里,召公尽忠守责,牺牲自己的儿子以保全太子。可毕竟国中一时无君,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召公和另一位叫周公的老臣牵头,组成新政府暂时共管国事,历时14年,直到周厉王死后(公元前828年)还政于其子周宣王为止。

这种政治体制与历史上的“君主制”有所不同,史称“共和行政”(共者,众人协商;和者,大伙满意也)。共和元年(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从此,中国的中原历史才有了连续不断的纪年体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短短的14年可谓昙花一现,却被那细心的司马迁收入了《史记》中,只不过因其背景颇似神话故事,故而不具治国理政的实用意义。“共和”这个概念于是被岁月尘封起来,在《史记》的字缝里一藏就是数千年。是近代日本人在引进西学发奋图强的过程中,不声不响地将其刨挖出土,掸去尘垢,上彩涂金,使之旧貌换新颜,并最终登上了政治学的高雅之堂,然后又被中国的士子们如获至宝般轰轰烈烈地迎回中国。毫不夸张地说,“共和”这两个字完完全全就是一出口转内销的“物件儿”。

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人狂热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从中国古籍借词不计其数。除“共和”之外,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宣传”“新闻”“生产”“经济”“交通”“卫生”“唯心”“形而上学”等等。这当然是题外话了,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籍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要超过中国人自己,其活学活用和点石成金的翻译技巧令笔者佩服不已。

“民主”这个概念也不例外,出口转内销过程中,其词义还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内涵。在古代中国,“民主”是偏正结构意义上的“民之主”(民的主人),而现代“民主”概念则是主谓结构,即“民做主”,或者是主谓宾结构意义上“民主国”。但不管是主谓结构还是主谓宾结构意义上的“民主”,都是与“君做主”“君主国”这样的君主制相对而言的。

笔者在欧洲拼搏这么些年,发现“自由”和“民主”其实与中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最多不过是多了可以随便议论国政的自由,少了受人管束的烦恼。可我们议论来议论去,那还是别人的国政;即便加入外籍,可以参加选举或被选举,但并没有因此获得“投下神圣一票”的感觉,除了满大街都能看到的头像外,对那些候选人一无所知,对各政党竞选纲领知之甚少。

当然我们可以去了解,但还是不得要领,因为这里没有所熟悉的文化和历史。我们或许有理性和知性,可对政情民情还是无法很好地把脉,也就无从判断。

还有, “自由”和“民主”在给每个公民权利的同时,也给个人带来一大堆责任。在西方,凡事都要靠自己,这时候人们或许会留恋“组织”的包揽和“被组织”的轻松。

这些年,笔者在观察和对比中西文化后得出了以下结论:中国和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区别并非“专制”和“民主”,而是精英对百姓的两种不同的引领方式。西方的做法是“放养”,而中国的习惯是“圈养”。放养的结果是个体的自由和独立,同时又必须承担相当大的自我负责的压力。圈养则体现在许多事情都被安排了组织了,但同时却无法避免家长作风的盛行和大包大揽所带来的窒息。

看西方和中国的区别,其实真的不需要去看上层建筑如何如何,或者动不动就把什么都上升到“自由民主”和“专制独裁”的高度去进行辩论,我们只需要看看中西普通家庭的运作方式,就足以解释许多现象了。一个华人家庭,即便生活在海外许多年,但家庭中的管理方式基本还是“圈养”式的,所谓“虎妈”现象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家长为你着想、安排、铺垫,但孩子们要听话、服从和感恩。这两种不同的引领方式各有长处和短板,它们的出现又与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沉淀有关。

西方的民主思想历史悠久,民主政体的好处也是可圈可点,但为何这么一个又智慧又好看的玩意儿,却没在全世界普及或被所有民族所接受呢?笔者认为,除了非民主体制对其有着本能的抵触之外,西方民主国家自身的言行,是导致人们对民主公信力产生怀疑的主要原因。

西方民主不仅仅是那些哲人思考和求证的结晶,更是西方国家内部各阶层争取权益和斗争较量的结果。在民主政体内,各政党所服务和要争取的对象是选民,民选政府只为本国民众服务,为国家利益奋斗。如果指望这些政府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怀有恻隐之心,那就大错特错了。

英国是在中世纪里第一个迈向彻底民主制度的国家,但也正是这个世界现存的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曾把鸦片卖到中国,并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用大炮轰开远东这个泱泱帝国的大门;法国是第一个举起“自由,民主,博爱”旗帜的国家,但也正是这个法兰西共和国在世界各地剥夺了其他民族的自由,建立了广袤的殖民地,并和英国一起组成联军,攻入中国清朝的帝都烧杀抢掠;美国是一个从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下解放和独立出来的新型民主国家,为梁启超等中国的民主先驱们大加追捧和效尤,但也正是这个令人向往的美利坚合众国,纠结了自己的盟友编造旷世谎言,声称萨达姆制造和拥有核武器而大肆入侵中东小国伊拉克。

世人应该知道,华盛顿全球布局,并非为了关心别国民众的疾苦,不是为了扬善惩恶,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它可以不认为埃及军政府推翻民选政府是政变行为;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它可以把独裁者萨达姆武装到牙齿去抗衡其地缘战略的对手伊朗;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它可以常年支持一个与民主政体毫不相干的沙特阿拉伯……

西方国家对内实行民主,但在国际政治中遵循的完全不是民主原则,而是丛林原则。当今西方最发达的那些国家,又有谁的原始积累,不是来自对殖民地民众的压榨和对当地资源的掠夺?正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种双重国格,才让“民主”本身在国际上的信誉大打折扣。

若要问“民主”“共和”是个啥玩意儿?简而言之:在国内是利益阶层对抗后的妥协结果,在国外是争取国家利益的一副面具和一张牌。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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