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个时代问号

开埠200年,从另一文化角度来看,也是我们点算得失的时候,社会需要进步,我们不能选择性地停留在已经失去的美好记忆,而忘了社会的进步给我们带来生活上种种便利。

开埠200年是个历史命题也是个时代问号,200年在人类历史中仅是瞬间,但要从头细说却也不容易。那我们纪念什么呢?

李显龙总理在2018年新年献词中宣布成立开埠200周年工作小组时说:“我们有必要真正了解我们的历史有多久远,有多复杂。”他说;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700年前。14世纪,新加坡岛已是国际海事网络的一个商业中心,只是在后来数百年里逐渐没落。史丹福·莱佛士爵士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是一个关键转捩点。

新加坡的开埠是真正开启新加坡面向区域的一页,从中国、印度和区域内外的国家漂洋过海来此的祖辈,当初只是为了一口饭吃,但在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对土地的感情起了变化,对殖民统治的剥削有了醒悟。因此,英国殖民统治者对新加坡尽管有开埠之功,有带来西方典章制度之恩,开埠百年后,新加坡以及马来半岛的人民,还是萌生当家作主的政治意识。

新加坡不像大多数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急着铲除殖民统治的遗迹。对历史,人类有健忘症,因此需要历史遗迹来自我警惕。

《联合早报》言论版几天前罕见地刊出建国总理李光耀50年前(1969年2月6日)在新加坡国际商会庆祝开埠150周年晚宴的演讲,希望那晚在场的年轻大学生,能在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时,回忆这难忘的一刻。

李光耀所取得的建国成就,已在三年前的建国50周年时得到相当全面的回顾和省思,我们站在这200年的历史阶段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在有形和无形的遗产方面到底失去了什么。

抢救文物,保留历史遗迹在今天已成为当务之急。市区重建局日前宣布修订受保留旧店屋的修复准则,今后当局可要求发展商在为某些地段的受保留建筑施工前,委聘文化遗产顾问,以更好地保护这些旧建筑的原貌。

这项条例的修订是为了“确保受保留旧店屋在重新发展过程中,继续保留建筑的历史特色和集体记忆。”例如已改为非住宅用途的受保留店屋,其原有富娘惹特色的“一门两侧窗”门面设计,不能改为“两门一窗”。要是窗户底下墙面铺有雕花等装饰瓷砖,业主不能为了多建一道门,而拆除其中一个窗口。

抢救文化遗产工作越来越紧迫

政府若是能更早地拿出具体政策,从有形的物质方面抢救文化遗产,今天我们就可以少点遗憾。

数日前我收到新加坡文物局寄来一份台历和2016/2017年度常年报告。我带着对文史的兴趣,详细翻阅,从中感受到该局珍惜和保留我国物质与非物质文明的苦心和努力。这本来就是它的工作使命与目标。

文物局台历9月份月历上的图片是一个罐子,背页的英文说明中称之为“Kamcheng”, 说是“福建话的发音,指土生华人家庭(Peranakan)用的有盖罐子,用在大喜之日,为一对新人装食物”。我猜想这个器皿kamcheng的福建话发音刚好与“感情”一词谐音,所以才会用来当作婚庆用品。是否如此,有待专家指正。对我来说,这还是长了一智。就不知道,现代的Peranakan家庭是否还在结婚时保留着这个习俗。

文物局的年报不像一般公私机构的年报一样,一眼看去都是数字,而是从多元角度,以图片和文字阐述新加坡的文化遗产,年报中以跨版大图片呈现百多年历史三层楼老店屋、设于1909年中央消防局的建筑。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城市的发展跟历史记忆的保存之间的矛盾,将是新加坡长久面对的考验。过去一些历史遗迹的消失,如史丹福路的国家图书馆和福康宁山坡上的国家剧场,不少新加坡人至今一直无法释怀。

开埠200年,从另一文化角度来看,也是我们点算得失的时候。社会需要进步,我们不能选择性地停留在已经失去的美好记忆,而忘了社会的进步给我们所带来的生活上种种便利。

文物局年报中有一张殖民地官员浮尔顿(Robert Fullerton)的油画像。他是1824年到1826年期间的槟城总督,1826年海峡殖民地成立之后,他就任第一任总督,直到1830年。此君在新加坡的开埠历史中也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今天的六星级富丽敦酒店(前身是浮尔顿大厦)、浮尔顿码头和浮尔顿广场,跟以莱佛士为名的纪念碑、酒店、学校等等有形遗产一样,仍旧闪烁着昔日英殖民主义者的荣光。

如果浮尔顿还能看到今天的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当年同属海峡殖民地的三座名城,他是会更欣赏仍旧古意盎然的槟城和马六甲这两座古城,或是高度西方化的现代国际都会新加坡呢?

由于优良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几百年来就是一快磁铁,近悦远来,在人口、文化、语言上造就了我们的多元性。庆祝开埠200年,应该是庆祝新加坡的多元化的成功故事,无论是文化、语言、建筑等等,能够传承新加坡多元色彩的无形和有形载体,都值得我们珍惜和保留,而且必须趁早。

倒数2019年,我们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借鉴和对未来的警惕,而不是形式化的纪念一下。否则,50年后再来“纪念”,再来反思,则任何悲壮的哀歌也挽不回我们在国家文化遗产上的流失,徒让后人再来惋惜今天的我们。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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