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程:异读鲁白野

阅历南洋

鲁白野透过“侧文本”折射的毋宁也是他作为民间学人的治学方法,而正文更带出他的田野工作除了“实地考证”,还包括集体记忆的搜集和保存。

1954年,一个中学少年去小坡逛书局,回家时选购了一本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前一年印行的《狮城散记》。淡黄色的封面上作者署名“鲁白野”。洗漱后少年翻开那册小书,开始阅读。让他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狮城散记》不像一般“史话”体裁的读物,有些文章除了以客观的笔调引介有关新加坡的历史资料,还会穿插作者的身世经历。例如,鲁白野介绍《马来纪年》里的鬼故事,也写他的“娘惹”祖母如何在听闻有人在碧山亭遇鬼致富之后,同他阿姨去那里睡了一晚,最后却毫无收获(《鬼故事》)。

此外,他写自己年幼时逃学,恰好见证了1928年华侨村落的大火(《火的洗礼》);在印尼棉兰当记者时曾遭围殴(《无冕皇帝的苦难》);也写从苏门答腊出口到马来半岛的马如何提醒他——“那个偷偷在初恋的年轻人”——“青年的岁月也就是在它来的山地上逝去了的”(《马来的时候》)。

《狮城散记》涵纳的课题五花八门,很快就吸引少年直接进入正文的阅读。他因此很可能忽略了那篇笔调抒情的序文。像是戏曲演出前添加的唱段,鲁白野如此开篇:“深夜闭门听雨,不如挑灯夜读著书,或是撑起了一把破旧的伞,到隔壁的马来老人家中,听他诚恳地向我倾诉他的冗长的夜话。”若追读下去,读者将得知作者流寓印尼时遇到的当地人“曾经听过了不少故事”,知晓“星加坡”人民反抗日军的事迹。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序文的结尾。鲁白野写道:“我以虔诚的心情在告诉自己,让我在这静静的夜中掮起笔杆来吧。让我小心翼翼地把老人的一晚旧话记下来,尽管是记在一面菲薄的蕉叶上也好,才不会被雨季中的椰风吹掉了。”

今天重看这篇鲜少人提及的序文,我们该从何解读?法国文论家吉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把书籍正文以外的材料称作“侧文本”(paratext)。对热奈特而言,从封面、书腰到封底;从题目、内容简介、作者背景到推荐语;从收录于内页的序跋、目录乃至版权页,这些辅助性信息传送作者撰述或者准允的评论;虽然分处书的“边界地带”,却主导读者对正文的接受和诠释。如是观之,战后定居新加坡的鲁白野在1953年的序文里所描述的那个华巫交流的场景,似乎隐指《狮城散记》成书的起念是离散邻国的经历。但行文的措辞是否同时暗示,马来老人像从前的那些印尼人一样,向鲁白野复述他曾经听过的有关“狮子的岛”的故事?而书里的篇章都是那“一晚旧话”的忠实记录?如果考虑两人交流时使用的是马来话,那鲁白野笔录的心愿难道不也是他从事跨语言、跨文化翻译的心愿?

少年在1954年买下《狮城散记》的时候,鲁白野另外撰述的两册《马来散记》方才面世不久。少年选择把前者买下,说不定是因为读到了后者在书尾收录的广告。其文案宣称《狮城散记》的“故事极富趣味性”“又合少年们阅读情绪”。但更引人玩味的“侧文本”倒是另外一句话:“本书著者费极大心机,参考中外史料及实地考证后写成”。《狮城散记》确实经常描述作者出入“实地”,其中有好几篇文章读起来还真像是人类学家的田野笔记:“本月之十二日,我在莱佛士图书馆和苗秀兄分手之后,便独步到升旗山上的古坟场。我要去探求古新加坡的秘密”(《吊古坟场》);“上周六(三月十八日)我很高兴地跑上M史密斯公司的三楼去。半小时后,我很失望,而又是怅惘地跑下来。我的迟到,使我不能跟随年迈的邓亚礼先生到维多利亚纪念堂的钟楼去看他怎样替这星加坡最巨大的时钟上链”(《大钟楼》)。

若对照《狮城散记》的序文和正文,我们不难觉察前者通篇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随后在正文里以插叙的形式不时浮现,交织编缀鲁白野个人史和新加坡地方史的连结。从这个角度审视,鲁白野透过“侧文本”折射的毋宁也是他作为民间学人的治学方法,而正文更带出他的田野工作除了“实地考证”,还包括集体记忆的搜集和保存。在《华侨的庙》里,他自陈“我每到一个地方,就爱找寻中国人民的庙;我要找庙祝攀谈,下一盘棋,或是求一支签……”而《新年怀古》的起始,俨然是序文场景的华社版本:“也许有一天你会像我一样把头深深地埋在巨厚的古书堆里,或是在黄昏时节跟弟妹一起围绕着年迈的祖母,用虔笃的心情凝神静听她从记忆的抽屉里拈出来的关于古新加坡的故事”。《狮城散记》由此呈现另类诠释的可能:汇集的篇章固然记录了新加坡的史迹,但它们也再现了民间学人的不同田野现场,以及本土记忆在平民社群中的传播与传承方式。

在1954年阅读的当下,少年也许未曾留意关涉《狮城散记》的所有“侧文本”。他当时并不晓得,原名李学敏的鲁白野陆续将以威北华和楼文牧等笔名,编选与发表其他文类的著作。他大概也不会想到,由于时间和人为的因素,书将绝版,而作者将被淡忘。但也许少年从此对南洋的掌故产生兴趣,立志成为像鲁白野这样的文史志愿工作者,在工余努力收集珍贵的史料,向大众普及文史知识。尽管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术训练,然而他们对本土研究的贡献,值得后辈尊重及以体谅的心情看待其中可能存在的纰缪。一个知识生产与流通的民间场域,理应有他们热情发声的位置。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本栏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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