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戊戌狗年春节就来到人间。狗声旺旺，狗年应当旺财，当不少人正忙着为未来一年卜运程看风水之际，最好也做好一点心理准备，迎接2018年财政预算案的出台。
财政部长王瑞杰上个月初在《海峡时报》全球展望论坛演讲时，再次暗示政府下来可能会增税。他说：“新加坡要成功迈向未来，就必须维持财务可持续性。随着财政开支增长，收入增长放缓，政府有必要探索其他提高税收的方法。”他这一番话岂止是暗示，简直是“明示”了。
其实，在他之前，李显龙总理便说过“政府加税是迟早的事”。 李总理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演讲时指出，政府在惠民政策，以及基础建设等相关开支预计会进一步上扬，因此必须要有增税的计划。
王瑞杰的说法是：政府必须让税收来源基础趋向多元化。我国经济体系也必须继续支持增长，并采取公平和渐进式税务系统和财富转移制度。
不久前，王瑞杰走访樟宜综合医院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时，也透露社会人口老龄化，先进医疗科技不断涌现，再加上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持续上升等种种因素，不断推高医疗成本。我国的医疗开销将在未来三年显著上升三成，从去年的100亿元增至2020年的130亿元。
这里先归纳政府过去两三个月所放出的增税风声之后，再来解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前天公布的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年新加坡人较不愿意支付更高的税款，来资助政府在护老领域日益上升的社会开支。他们倾向动用国家储备金，即使这意味着保留给后代的钱将减少。
调查是于去年11月至12月进行。调查人员电访了约2000名年龄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了解他们对跨代关系和退休养老等课题的看法。
这项调查是在政府放出增税风声后所进行的，其目的应该是为了“试水温”，找出人们对增税的接受度，但结论本身不大可能改变政府的既定政策走向。国人对于“是否愿意支付更高税款，资助护老领域更高社会开支”这一课题存在分歧。
近四成（39.8%）的受访者不同意为此调高税率，但也有33.7%表示赞成，其余26.5%持中立态度。相比其他年龄层，45岁至64岁的中年受访者更倾向于反对调高税率。这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主要纳税群体，一般上收入较高，各种生活担子也较重，增税对他们的影响最直接和深刻。
多数国人认为，在照顾年长者方面，家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其次是政府。政府过去几年实施许多养老的惠民政策，国人仍能把家庭的责任摆在第一位，足叫政府感到安慰。另一有意思的发现是：约四成（41%）受访者不赞成老一辈将财产预留给年轻人，尤其是50岁至64岁的受访者，约半数不同意将财产赠予子孙。这跟“45岁至64岁的受访者更倾向支持动用国家储备金” 有异曲同工之处，其背后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增税若是迟早的事，则不可忽略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所可能受到的冲击。尽管过去多年累积了各种名目的奖励养和育的津贴，人口政策仍无法取得显著效果，增税更可能抵消一些奖励作用。无可避免的增税只是暂纾眼前之困，长远来说，新加坡若无法阻止社会老龄化的加速，为国家增添经济生力军，未来的新加坡人面对的问题将比眼前更为严重。
在个人层面，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必为下一代留下太多钱的想法是有其积极意义，但在国家层面，政府必须为未来世代的储备金着想，我们要让下一代继承一个健康的经济，就像我们继承了上一代的辛劳成果。
第四代领袖接班在即，他们必须为新加坡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同时也要守住立国以来之所以不断取得国人信任的治国原则：既要照顾国人的方方面面，又不要新加坡人加重对政府的依赖性。
各种奖励生育和针对老年人口的津贴，最终还是来自纳税人的口袋，就看政府如何“更公平”地转移财富，让收入高的阶层分担扶持弱势者的责任。在社会顶层的人士，是新加坡制度的最大受惠者，他们有义务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本月初，同德善堂为老人派发常年度岁红包，每封红包小意思，仅数十元，却引来约500名老人雨中排队，有些80几岁老人还是漏夜就来。据善堂人士说，老人家为领红包漏夜排队，是近五六年来才出现的现象。
这则小新闻让读之者心有戚戚焉，不禁要问，新加坡的社会分层难道已进一步尖锐化？我们似乎无法想象社会下层人士的困境。
唐朝诗人白居易当官不忘民间疾苦，在此借用他这一首诗：“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新制绫袄成有感而咏》）提醒第四代领导人，处理民生课题仍应是他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对今年的预算案，我们也许不能期待更多糖果甜头，但我们希望它能多为人间送温暖。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