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媛:娱乐滔滔 思想濯濯

梦远册

电视及影音介质的宿命,使它必须越简单、越直接、越庸俗,就越好。

电视是照亮书本的亮光。

这句话丝毫没有奉承电视的意思,相反,它是对书本的至诚哀悼。

今天重读媒体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娱乐业时代的话语》(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1985),依然没有过时。相隔32年,作者在书中所援引的所有西方大哲的预言、传播学者的评介,以及例举媒体业者和媒介的种种现象,都一一对应了西方以外,我们今天在东方的处境和语境。

波兹曼原著企鹅平装书共208页,并不是特别厚重,但书中具足的学养与洞见,令学界赞誉为媒体生态学其中一份最重要的文本。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迟至2003年他逝世之后,相继由学者章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台湾蔡承志(猫头鹰出版社),于2003及2007年出版中译本。

波兹曼由衷佩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与阿道斯·赫胥黎,及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分别在《一九八四年》《美丽新世界》《媒介即信息》所作的精到预言。他以这些有着强烈影响的时代之作为起点,构建了《华盛顿邮报书评周刊》所言的“精采出众、论述有力的钜著……书中的指控极为严苛,几乎难以辩驳。”

波兹曼深切思考、周延归纳,所得的金句一摞摞,难以尽数,置于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媒体与生活,仍然真实万分:“奥威尔害怕的是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想读书”“奥威尔害怕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游戏的庸俗文化” 。

他对两名英国作家的预言,也做了精确警世的总结,以下并列中国、台湾两类不同的中译语体以窥其风貌:“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中)”“奥威尔担心我们会毁于自身所恶,赫胥黎害怕我们会毁于自身所爱”(台)。

波兹曼明确告诉读者,最终成为事实的,不是奥威尔,而是赫胥黎的预言。简言之,当代俗世男女,对娱乐有至死不渝的热爱。

书刊是印刷时代革命性的产物,文字与思想,影响了多少代的人。要测探读书风气,以及人们是否还喜欢阅读,成人只要扪心自问,一年里除了为孩子借书买书之外,自己读了几本书、买了几本书 。

波兹曼所指“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即使在新媒体无远弗届渗透每个人的今日,也是一语成谶,娱乐已经是各电视台、频道、网站视频的王牌。包括电视在内的所有画面与视频,超越书刊文字的是声音影像、表情十足的动感本质。影像媒介承载的最大功能是表演艺术,表演原本凌驾于思考,甚至最好不要思考,因为复杂与思考会令它显得沉闷、冗长,变成收视率的致命伤。电视及影音介质的宿命,使它必须越简单、越直接、越庸俗,就越好。

13年前,2004年的下旬,中国当时最成功的商业导演冯小刚在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曾经一语中的,与波兹曼反向思考的道出“中国人民不缺思想,就缺娱乐”这句经典实话。他认为中国的电影导演一直是以两个宗旨來指导自己的创作,一为政治,一为艺术;两部分互相瞧不起,只在一点上能达成共识,就是都瞧不起为商业(的电影)。他说两者的创作动机都是“利己”,想拍自己喜欢的电影,滿足自己的需要。

而只有商业电影是“利他”,以滿足观众的需要为创作目的。冯导形象的比喻,指“利他”是哲学说法,宗教的说法叫“普度众生”,用毛泽东思想就叫“为人民服务”。

时光匆匆而行,十多年后,大陆媒体的娱乐内容遍台开花,一切游戏、猜谜、耍玩、斗歌、飙音、竞技,脑子与四肢的特异功能,都可以作全方位的比拼。过去前门大街上、天子按捺不住要微服出巡的天桥市井娱乐、江湖卖艺,在新一轮的视频机构与广告商结盟的娱乐意志下,都涌上镜头一并升华,成为台柱,成为软实力。而成功用娱乐的方式呈现小市民的幽默与睿智的冯导,在全民娱乐的时代,不知是否有一丝失落。

娱乐与游玩,原是我们的本能。但是当影音视频与商业动机高度合谋,人性的窥视、贪婪、逸乐、松懈、嘲讽等感官欲望,在东西方“为人民服务”的收视铁律之下,皆全面释放。若把“自由、罪恶”换下,则“娱乐!娱乐!多少文明假汝之名以行”,就成为最贴切的时代强音了。

(作者从事媒体与翻译培训 cmw.zm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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