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不纳税、有代表”与西方社会危机

经济增长、收入差异、社会分化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同时,无休止的党争、无效政府等既是政治问题,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在经济和政治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有一个转型构成了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制度根源,那就是,从“无代表、不纳税”到“不纳税、有代表”的转型。

“无代表、不纳税”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演变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简单地说,“无代表、不纳税”是西方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更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口号。在西方历史上,很难想象还有其他口号比这个口号更响亮,更具有号召力了。

为什么要有政府?政府为什么有权利向老百姓收税?收税的合法性基础在哪里?很简单,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其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尽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一直在变化,但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

这种变化和西方民主的演进有关。民主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但普选权的扩展无疑一直被视为是最具有本质性的。历史地看,西方民主的大部分时间仅仅只是精英民主,也就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早期,只有有财产者和纳税者具有选举权,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所有公民具有选举权。

在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人们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化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970年代才演变成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即“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府服务范围也随着扩张。这便是民主的逻辑。从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转型到为大众服务的政府,政府服务必然扩张。这也反映在西方经济学的变迁方面,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凯恩斯主义、各种福利经济学派可见一斑。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并非抽象,而是对现实的反映。

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演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很显然,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逻辑,而是政治逻辑,是社会改革的结果,而社会改革又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

当经济发展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福利制度的时候,又催生了其他的经济学,试图消减福利,提高经济效益。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到今天仍然主导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对西方社会过度福利的反应。

“一人一票”制度带来的改变

福利社会是典型的“不纳税、有代表”的制度。不管一个人是否无纳税,但其手中的“一票”保障了其利益是可以被代表的。人们对这个制度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它的确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杆。此前,人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倾向于穷人的体制。福利国家更是发展中国家所向往发展的模式。很多人到了北欧一些国家,似乎就看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共产主义所描述的美好社会。

但问题在于,这么美好的制度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吗?物极就会必反吗?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民主,认为国家政权(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马克思是对的,因为那个时代从政的大多是商人和企业主。除了原来的贵族,国(议)会里面尽是资本家。

资本是政权的主要依靠者,或者说是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任何政策都要考虑到资本的需要。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就是对这种客观情况的描述。但是在大众民主社会,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政府的基础已经从资本转移到选票,即民众。

尽管很多政治人物仍然来自资本背景,但政权和资本的关系大大不如从前那么紧密了。当资本和政权脱节的时候,政府的政策不用像从前那样考虑资本的需求了。因此,在精英民主时代,当资本和政权趋于合一的时候,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预算还是节制的;但当选票和政权趋于合一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服务上的预算就失去了控制。今天大多西方社会预算失控主要是过度的社会费用。诚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所观察到的,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为福利拍卖会,谁出价高,票就投给谁。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尽管因素很多很复杂,但“一人一票”制度显然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首先,这一制度实现了人的政治权利;再者,政治权利又通过选票演变成了社会经济权利。并且,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社会经济权力,都是被视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即天生就有的,和后天的作为没有任何关系。

就社会经济来说,“一人一票”的结果就是“一人一份”,即一人获取一份福利。这份福利权利是得到了制度保障的,因为有选票,也就是“有代表”。不过,“一人一票”能够保障每一人得一份,但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每一个人贡献一份,也就是说“不纳税”。在没有任何机制保障“一人贡献一份”的情况下,福利社会就必然面临可持续发展危机。

进而,福利社会也造就了大政府。穷人永远是存在着的。在福利社会产生之前,西方的穷人问题主要是由社会组织来负责的,尤其是教会。教会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提供了今天被称之为“社会政策”的功能,向穷人发放救济和各种帮助。

直到今天,非政府组织和教会仍然在这个领域扮演着不小的作用,不过社会组织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随着大众民主的推进,政府取代社会组织具有必然性。包括教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钱并非来自纳税,而是来自富人的捐款或者其他途径,来自这些途径的经费经常不能得到保障;同时,经费的使用也没有普适性,因为有很多人照顾不到。

再者,如果政府只是在灾难的时候提供一定的保障,也不足以保障全体国民的体面生活。因此,只有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才能覆盖全体公民,才能体现现代社会的“公民权”。从这个角度看,福利制度的发展的确造就了巨大的进步社会,它促成了社会服务的国家化。

但严峻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福利社会首先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大扩张。大政府不仅消耗了过多的纳税人的钱,而且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80年代英国撒切尔革命和美国里根革命的大背景。这场革命实际上是资本对福利的不满。不仅如此,福利社会有效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动机。

如果不工作也能过体面的生活,那么如何保证不养懒人?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哪里来?那些勤奋工作的人的积极性如何不受负面影响?很显然,当越来越多人不用纳税而能享受不错的福利生活时,那些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就受到打击,从而鼓励更多的人不想工作,越来越少的人纳税。

更为糟糕的是,资本很快就找到了逃避大众民主所带来压力的有效方式,那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本流动,使得主权国家政府失去了经济主权,今天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可以宣称其拥有经济主权。经济全球化不仅赋权资本,使得资本找到了西方之外的财富源泉,更使得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政策。

有些观察者称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为了逃避税收,这并非没有任何道理。再者,尽管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资本的财富不是国家的财富。当资本越来富裕的时候,普罗大众反而变得贫穷了。这就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的现状。

移民潮给福利制度增加负担

同样重要的是,全球化也导致了全球性移民潮,人们从穷国移民到富国。尽管移民的直接动机是为了追求经济机会,但也给当地的福利制度增加了负担。

如何解决问题?一句话,这些问题是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失衡的产物,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得这三者之间重新获得平衡。今天的现状是,资本权力过于强大,能够把经济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把财富放在哪里拥有绝对的主权。

因为全球化,资本可以把技术和劳动者分离开来,或者说不用高度依赖劳动者了。从前,资本必须把技术和劳动者结合起来才能转化成为财富,现在不需要了。这不仅是因为资本总是能够在海外找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更是因为现在的技术本身可以取代劳动力而直接创造财富。

另一方面,在“一人一票”体制下,政府的政治主权得到强化,无论是政府还是选民,他们都是不能“移民”的。因为过度的全球化,今天的西方社会出现了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些能够影响到政府行为,但基本上影响不到资本行为。资本已经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了平台,既能享受到一个国家的好处,也能够逃避这个国家所设置的规制。

一边是资本强权,一边是政治弱化,这使得西方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针对技术的进步,有人建议向“机器人”征收税收,因为“机器人”正在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针对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也有人建议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共同向富人多征税。

北欧一些国家开始施行向每一个人发一份工资,使得工资与工作脱离。这可视为是传统福利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这些社会的福利已经很高,再增加“一人一份工资”可以承担得了。

不过,所有这些能否解决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除非资本的道德水平提高到非常高的程度,不再那么自私和贪婪,能够和普罗大众“共命运”;除非普罗大众的道德水平能够到达一定的水平,不至于趋于懒惰,滥用福利制度。不过,今天的精英道德普遍低下(本栏已经讨论过),更不用说是普罗大众了。在没有根本性制度变动的情况下,任何善意和良好的设想都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如此看来,历史不仅不能被“终结”,而是需要重新向变革开放。世界已经步入一个继续秩序重建的新时代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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