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2018年进入烟花爆竹管理新规的首个春节，除五环内禁放烟花外，涉及五环外的13区也发布区域内烟花禁限放地图。针对在禁放区内燃放的、在限放区内不按照规定时间燃放的，或者在空气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期间燃放的，公安部门将收缴烟花爆竹，并视情节对个人处100元（人民币，下同）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中国国内的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禁令甚至比北京更严。杭州今年是禁放烟花爆竹的第二年，截至2月10日，杭州警方已处理违法储存、燃放烟花爆竹案件76起，查缴非法烟花爆竹6989件，行政拘留42人，罚款处罚违法燃放人员39人。
中国人过春节有许多标配，备年货、贴春联、剪窗花、挂年画、年夜饭、压岁钱、守岁、吃饺子、吃汤圆、舞狮舞龙、挂灯笼、看春晚、放烟花鞭炮等。而且，中国人燃放烟花鞭炮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能得到千年传承，显然是中国人最为看重，也是权重最大的春节标配之一。
现在，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是在对中国人最大的民俗标配之一进行强行限制。这样的清除行为也许可能成功，也许可能当机。至少在相当多的公民心中有所不服，他们认为缺少烟花爆竹，就没有节日的气氛，也没有了年味，这个年也过不好，甚至不会是一个体面的春节。
这意味着，禁止烟花爆竹需要从强制性的官方禁止，过渡到公民自觉自愿的放弃。这个距离也许很长，但也许很短。关键在于，公众如何理解燃放烟花爆竹，是把这种行为当成陋习，还是当成一项有益的民俗来传承。
把燃放烟花爆竹当成一种陋习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认知、观感和共识了，例如，造成空气污染、听觉损害、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火灾）等。但是，也有人认为，现代人并非是在传承燃放烟花爆竹时的迷信，如以鞭炮驱邪、避瘟（驱逐一个叫“年”的怪物），保佑家人平安吉祥，而是图喜庆和吉利。而且，过年就那么几天，燃放一些烟花爆竹，也不至于造成多大的环境污染和损害。
其实，支持燃放烟花的更大理由是祖宗传下的习俗不能违背，否则就不是在过传统的节日，就像欧美人过圣诞节，必须要有圣诞树一样。
然而，以圣诞树来比喻烟花爆竹并没有充分的理据，至少前者不污染环境和伤人毁物，但后者却污染环境和伤人毁物，这便是陋习还是好的传统之间的区别和标准。由此也就可以切入到，如何传承民俗和改造民俗。
民俗是在民众中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一方面是被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俗在世俗生活中的凝聚力、感染力、渗透力、强制力，同时民俗也具有实用性和稳定性。当然，民俗的强制力是柔中带刚，当所有人过年都放鞭炮时，就没有人会抗拒和反对。所以，民俗对所有人的言行和思想具有控制力量。正是这一点让今天更多的人对政府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想不通，以为这是在用权力压制民俗。
不过，民俗又具有变异性，在传承过程中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所产生的变化，表现为民俗表现形式的变化，民俗性质的变异和旧习俗的消亡。这就说明，民俗的变异性是移风易俗的学理依据之一，但更重要的学理依据是，民俗是否对充实人们的生活，是否对健康有利，对生命有益。
另一方面，民俗的改变固然有自然和科学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但是，还是以后者所占的比重更大，而且以权力的强制或暴力介入为甚，或者以科学的理据和强力的权力结合来改变民俗。
外族入侵并以暴力来改变民俗的典型，便是清朝入关后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让那时的国人直到民国建立的1911年，都会在脑后拖上一条长长的辫子。以科学理据和结合权力来改变民俗的典型则是寒食节。
虽然寒食节的形成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的贤臣介子推，但在汉魏六朝时达到了人们不能承受之重。太原地区寒食节禁火长达百日，所有人在此期间都不能吃热食，既减少了营养的摄入，又因为没有熟食而造成胃肠疾患剧增，死伤严重，同时让民众的心理产生阴影，甚至造成抑郁，但是，没有谁敢提出来。这个时候，便是皇帝下令改禁火百日为禁火三日，如此，受到官民的一致拥护，禁火百日的陋俗得到改变。
由于存在认知的不统一，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这一行为是否为陋习，还需要进一步用事实和证据说话，让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而且，现在的禁放并非一刀切，而是留有余地，在城市之外人口并不密集的地方可以燃放，因此有一个过渡适应过程。
当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和不利像蓄辫和百日寒食一样，为公众所体会并深刻认知后，在节假日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就会水到渠成。
（作者是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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