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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社会，丈夫对妻子的职业和收入的重视程度较低。他们更喜欢妻子留在家里照顾家人，不管她们的教育程度或收入能力。
在多数工业化社会，结婚率下降是一个有据可查的趋势。在东亚，35岁至39岁的单身女性比率大幅增加：2000年后期，香港和日本的比率已高达约五分之一。这种情况也在新加坡出现：从1980年的8.5%稳步上升至2015年的17%。在高教育人群中，不婚尤其明显。2015年，新加坡30岁至39岁的女性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保持单身的比率，是只念过中学或以下的同龄女性的两倍。东亚和南欧的许多地区亦如此，结婚率的下降、初婚年龄的稳步上升和生育率的下降息息相关。
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教育和结婚的关系显然很直接：拥有高技能的女性更有可能推迟婚姻去从事利润丰厚的职业。相反地，低技能女性则更可能结婚，因为不工作的机会成本较低。但全世界高教育女性的婚姻状况，其实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图景。近年来，北美、大多数北欧国家和西欧部分地区高教育女性的结婚率实际上更高，与东亚和南欧形成鲜明对比。
为什么？答案可能在于社会的保守程度及人们对职业女性的态度。
为了了解世界各地女性的婚姻前景，我们使用23个发达国家在1995年至2010年间的相关数据，系统地记录了各国高技术和非高技术女性之间的婚姻率差距，并追踪这一差距的长期变化。我们发现，虽然高技术女性整体结婚率低于低技术女性，但在北美、大多数北欧国家和西欧部分地区，这种差距似乎正在下降，甚至偶尔出现逆转。然而，这种差距在东亚国家和南欧部分地区保持稳定或呈扩大态势。
我们提议，以男性是否支持女性追求职业发展为关键因素，来探讨发达国家中高技术女性的婚姻前景。我们认为，做家务和抚养子女等照顾家庭的行为，为家庭的整体福祉做了贡献。与低技术女性相比，高技术女性因为工作，较少有时间为家庭（育儿和家务）做贡献，这降低了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然而，她们在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增加却使她们更具吸引力，因为丈夫开始重视她们的高收入。
直观地说，若工资低，高技能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会降低她们的婚姻前景，因为丈夫从妻子的工资增长中获得的效用收益，远远低于他们在家庭福祉方面的损失。但是，当工资水平够高时，高技能女性作为配偶会更有吸引力，因为她们的收入足以补偿家庭福祉的损失。
这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高技能女性的就业机会，如何分别影响她们在保守社会和性别相对平等的社会里的婚姻前景。在保守社会，丈夫对妻子的职业和收入的重视程度较低。他们更喜欢妻子留在家里照顾家人，不管她们的教育程度或收入能力。女性需要极高的工作报酬，来补偿丈夫因妻子工作所带来的损失。
我们的模型预测两点。首先，在相对保守的社会中，高技能女性的结婚率应该低于低技能女性，并且人数相对少。其次，高技能女性的工资增长对其婚姻前景的影响，取决于社会的保守程度。与保守型社会相比，在性别相对平等的社会中，高技能女性的工资增长往往也增加了她们在婚姻市场的吸引力。
我们用23个国家的结婚率数据（包括四个时间段：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来检验上述模型，重点关注35岁至44岁之间女性的婚姻状况。为了衡量各国性别规范的强弱，我们使用了综合价值调查数据（IVS），该数据收集了很多国家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态度。我们把对以下问题的肯定答案（“当就业机会稀少时，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就业权利”）视为表达了保守的观点，即男性的劳动就业更重要。
首先，我们发现，在保守的社会，受过高教育的女性结婚率特别低。另外，我们的模型还预测，在这些国家，较少女性会决定接受高技能训练，因为这会让她们更不易结婚。我们的数据表明，在相对保守的国家里，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比率比男性似乎更低。
最后，与模型的预测一致，高技能与低技能女性的结婚率，与劳动力市场机会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存在显著差异：与不那么保守的国家中的参照组相比，保守国家中的高技能女性，不太可能因为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增加而改善婚姻前景。
我们的分析对于预测东亚和南欧等高教育女性的长期婚姻前景有何意义？首先，高教育女性结婚率低可能会转化为生育率下跌，这将加剧已经偏低的生育率。此外，最新研究显示，高教育职业女性的子女，倾向于持自由开放的社会态度。这些群体生育率低，会进一步阻碍社会向更加开放的方向转型。
尽管社会规范变化缓慢，保守社会的高技能女性的更优就业机会，会最终改善其婚姻前景。我们只能猜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事实上，在性别相对平等的国家，高教育女性的结婚率已经赶上甚至有时超过了低教育女性。因此，我们希望，东亚和南欧国家中高技能与低技能女性间的婚姻差距是短暂的。
（作者潘韵芬是国大经济系副教授和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助理院长，翻译谷小容是国大亚洲研究院/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本系列为国大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简要，由不同专家学者执笔，每月第一个星期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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