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独特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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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盛港河谷弯一所翻新后的印度教庙宇,阿鲁密古印度教庙(Arulmigu Velmurugan Gnanamuneeswarar Temple)一早封路举行祝圣仪式。全国各地的印度教庙宇代表带来水果等食品奉献神明,信众约5000人,气氛热热闹闹。印度庙旁边三座华人道教庙宇——半港天后宫、崇义庙和崇华堂道德会也没有闲着,邻居做节日,它们一样高兴,开放自家场地供印度庙招待贵宾用餐。这件邻里小事成了《联合早报》的头版新闻。

阿鲁密古印度教庙的祝圣仪式每12年举行一次。庆典上除了有印族传统乐器演奏和舞蹈,还有华人舞狮和马来传统鼓表演,场面“非常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与家人参与其盛。他告诉媒体,祝圣仪式对印度教信徒意义重大,很高兴看到整个社区为此聚在一起。“隔壁的华人庙宇也义务帮忙。他们分派食物饮料,使整个活动变得多元化。”华人庙宇与印度庙宇同喜同庆,更为这个宗教庆典增添意义。

印度庙宇求助,华人庙宇二话不说马上帮忙,可见他们平日的关系和睦融洽。

新加坡的华人庙宇与印度教庙宇互相照顾的情形早已存在,更有同庙不同神的奇景。坐落在巴西立工业区内的洛阳大伯宫,外表看似一座华人庙宇,里边供奉的神却是“三合一”,有华人的大伯公,马来人的拿督公(Datuk Gong),还有印度人的象神甘尼沙(Ganesha)和其他神像。华人和印度人香客到此拜拜,先拜了自己的神,再顺便去拜一下邻居的神,“交叉拜拜”已经是信众的习惯。

除了洛阳大伯公宫,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记录,本地至少还有两家道教庙宇,即位于旧淡滨尼路的九条桥新芭拿督坛,庙内祭拜大伯公,也供奉印度象神和拿督公;以及位于后港5道的天德圣庙祭拜红孩儿、印度象神和其他神明。文物局几年前曾配合“种族和谐日”,组织学生参观诸神同住的庙宇。

尚穆根多年来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支持其选区内的忠邦区联合庙每年度九皇爷诞活动,他亲自下海奉迎和恭送神像的形象深植人心。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道教又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据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的说法,佛教是在东汉明帝(公元58到75年)时传入中土,起初中土人士把佛教看作方术中的一种,与阴阳家以及后来的道教方术没有根本的不同。佛教逐渐与道教相互影响,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思想更有相似之处。冯友兰说:“中道宗与道家思想的相互作用导致禅宗的兴起”,禅宗既是佛教,思想上又是中国的。公元三、四世纪(两晋时期)学者在思想上往往是道家,但交往的是佛教高僧;而佛教高僧对《庄子》颇有研究,因此佛道两家的文人僧人能够进行高水平的交流。

对中国佛教和后世中华文明带来深刻影响的印度人有两位,一是达摩,禅宗的祖师;二是鸠摩罗什,他本是印度人,出生于“安息国”(今天的新疆境内),到了长安后住了下来,翻译了大量佛教文献,收了不少弟子。

以上的概括性论述可以解释,中国为何从来没有发生宗教之间的战争,而中国和印度之间也能长期相安无事(除了1962年的一场短暂的边境战争)。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看今天世俗的新加坡社会华人庙宇与印度庙宇互通有无,彼此方便就不难理解。这种异族之间不同信仰的互相包容的模式,自然受到官方的大力推崇,但这个模式也许无法用到华人庙宇与回教堂,或是华人庙宇与基督教堂之间。因为,这牵涉到更大的敏感性,即使华人基督徒当中,不少人平时也刻意避开华人庙宇。

道教与印度教都是多神信仰,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先天包容性,再加上信徒之间自觉的互相尊重,才会有华人神祗与印度教神祗同处一屋檐下的奇妙景观。在新加坡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受文物局所重视。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前天在国会辩论其部门新财政年开支预算时透露,政府将拨款6600万元来落实新加坡首个文化遗产发展总蓝图,全面而长远地为后代保存我们的共同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今年将开始推行“新加坡文化遗产计划”中的首个五年计划,并向联合国提出“申遗”项目。新加坡所引以为荣的宗教和谐可否申遗,值得当局考虑。

自立国以来,新加坡就是个世俗化社会,在政治上,这要求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领袖超越本身的宗教信仰,去对不同宗教或是民间信仰作出亲民的姿态,这也是一项挑战。执政多年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过去也曾碰到党内议员拒绝出席华人农历七月中元节庆典,甚至不愿意走进华人庙宇的问题。执政党有意识地打破这种涉及信仰的心理隔阂,为未来的领导层和从政者立下了一个标杆。一些宗教和民间信仰或节庆习俗的长期存在,而不受时代发展所淘汰,必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合乎人情之道,若凭政治权力强硬压抑或是刻意挤压,非精明的政治领袖所当为。

非华族而可以“下海”恭敬地手捧华人神像,与道教信徒一起拜拜的政治领袖,舍尚穆根其谁?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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