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软实力冷战前瞻

中国的硬实力增长很快,软实力则需要很长一个时期来积累。从中、近期来看,软实力冷战的前瞻对中国相当不利。

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近来有急剧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不是短期的,而是建立于西方国家对中国新的基本判断之上,因而可能是长期的、涉及面广泛的。

2017年11月美国政府发布了新版《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发起了针对中国“不公正贸易行为”的“301调查”和“232调查”。美国认为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离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远,同意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战略错误。在中国,一个普遍的感觉是美国要对中国翻脸了,各方面正准备应对中美关系恶化可能造成的对经济贸易的影响。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主导经济政策的刘鹤,被匆忙派遣到华盛顿去缓和形势、避免冲突,结果无功而返。

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性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者”。2018年1月18日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则宣称美国要恢复军事竞争优势,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这两份战略报告发表演讲,明确宣布美国已进入“竞争新时代”“世界重回大国竞争状态”,并要将大国竞争环境下的“战争准备”作为防务政策的“优先关切”。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在2018年2月3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说:“我们认为中国的威胁不止是来源于整个政府的,而且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威胁”;因此,美国的应对方式也应该是“全社会的”。眼下,一场关于“锐实力”的讨论甚嚣尘上,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公开指责中国干涉它们的内政;美国有一些政客和学界人士也对孔子学院喊打。和以往不一样,这一轮对阵远远超出经贸关系,涉及军事、文化教育、科研和学术交流等等领域。是什么触动了西方国家的神经呢?

早在201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广泛争议。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末日就要来临,给出的理由包括习近平的大规模集权和管控,给已经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其接近崩溃边缘;中共意识形态的回归造成了资本和中产阶级的外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对思想和舆论的控制和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显示出政权的脆弱;中共党内虚伪成风,腐败深入骨髓,权争激烈;在人权、法治、宪政上大开历史倒车,政治改革缺位,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等。

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反映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美国价值观取向,他所得出的结论更多出于主观愿望而非客观分析。其结论可置疑,但反映出来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上却是一种真实而强大的力量,中国的崛起正在和这个力量相碰撞。沈大伟的观察正在被西方国家所广泛接受,它们新得出的基本判断是:西方通过接纳中国,促进中国发展来改变中国的战略失败了;中国未必即将崩溃,但它仍然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威权国家,是一个和西方理念、价值观不相容的异类,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一大威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种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界的对抗是冷战的标志。人们常用修昔底德陷阱来研究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但中美之争远远超出了力量对比的范畴。它涵盖了三个层面:硬实力、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修昔底德陷阱只体现在硬实力层面,而这个层面是最安全的——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都拥有能够摧毁对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全球化条件下,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使两国间的大规模战争不可想象。这和冷战时期,美苏各自领导一个国际体系相对抗的格局有本质的不同。此番对立的根源更多来自另外两个层面。

异质文化的对立

先看文化文明层面。修昔底德陷阱在历史上和理论渊源上,都发生在同一文明传统中。雅典和斯巴达同属古希腊文明,近代历史上的大国兴替都以资本主义扩张为背景,并且都发生在西方文明的框架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德、俄等;唯一的一个非西方的列强日本,也经历了一个“脱亚入欧”、企图脱胎换骨的过程。

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霸权和平交接,发生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非常接近,历史渊源很深的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探索冲突根源的主要理论工具之一。大量的种族、宗教冲突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兴起,似乎也给这个理论提供了依据。在亨廷顿看来,文明的冲突更加不可调和。

其实,作为二战前唯一的非西方大国,日本在列强次序中也饱受歧视。一战前它不得不紧抱英国的大腿,在二战前的华盛顿海军条约中受到打压,二战中受到种族毁灭性的原子弹和东京烈火轰炸,战后又不得不紧抱美国的大腿,至今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中国是历史上唯一足以挑战西方秩序的超大型的文明型国家。自从取代大英帝国的霸权以来,美国对华关系的自我角色定位是救主、老师、老板、撑腰的、施怜者。若非如此,便是死敌。而今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使美国不得不对中国平等相待。这个心理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挫折感的过程,使它至今无法接受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如上所述,西方认为中国正在大踏步倒退:不仅没有政治改革,人权纪录、言论自由、市场化等等也持续恶化;在国际上不再韬光养晦,开始挑战现有秩序和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等等。

然而和中国打仗是不可想象的,只能冷战,但此次冷战以拼软实力为主。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近些年来中美军方之间的防范、对冲布局暗流汹涌,并已经扩展到经贸投资和科学技术领域,例如最近美国对华为的封杀。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似乎也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从酝酿着放弃台湾以求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合作,到将台湾当作一个遏制中国棋局上的一颗重要棋子。西方国家相互策应在南中国海挑战中国的底线;美国不断强化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基地和与盟国的防务条约,并且正在加紧拉拢像印度这样的不结盟国家。

在政治层面上运用的软实力就是锐实力。“锐实力”一词,首见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主要针对中俄的对外宣传。相对于软实力利用文化和价值观,锐实力则是用种种手段,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民意和政治进程,包括贸易投资、外援、宣传、“假新闻”、雇用学者、记者和公关公司进行误导等。软实力的强弱往往决定了锐实力的效果。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后盾,锐实力则以软实力为基础。中国的硬实力增长很快,软实力则需要很长一个时期来积累。从中、近期来看,软实力冷战的前瞻对中国相当不利。

首先,中国构筑软实力的材料,更多来自老祖宗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让一国的文化传统为普世接受,需要长期的努力。在冷战以社会主义阵营垮台而结束的背景下,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威信谈何容易。冷战后近三十年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与中国的集体主义观念不同,西方价值观中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公民社会等等,不管在实践中有多大欺骗性,它们更易于为个人感受和接受,因而在全球广泛流传,更近于普世价值。近些年中国国内政治的意识形态化,将这些当作批判对象,不能不说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因为它的外溢效果是将中国推向新的冷战和寡助的境地。

其次,中国的“锐实力”外宣战不仅缺乏雄厚的软实力的支撑,而且还带有很明显的雕琢痕迹;有时候甚至还很拙劣,将“巧实力”用成“蠢实力”了。究其原因,是将国内宣传的那一套用到国际上来了。这一套在国内都不成功,用到国际上只能招致反感和反弹。

美国“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认为“锐实力”终究会弄巧成拙,损害背后软实力。他举孔子学院为例,说如果孔子学院跨过了界限,试图干涉学术自由,就会削弱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最后,如上所述,软实力冷战会导致中国硬实力增长环境的恶化。西方国家会在投资贸易、技术交流上重重设卡,甚至在产业链上逐步脱离中国经济,以遏制中国的崛起。这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不是不可能的。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中共的大回归被证明只是一种代际现象,是这一代领导人在毛时代成长经历的回音,并不切合中国国情。下一代或再下一代领导集团登台后,意识形态的色彩也许会褪去,自由化改革重启,中西方合作愉快的局面也许会再次出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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