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演说中表示：“各国从一个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多边贸易体系中受益，这促进了本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同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强调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与此相呼应的是，4月11日的年会南中国海主题分论坛，回归区域合作的起点，重点探讨了构建“泛南中国海地区经济合作圈”的新构想。在此背景下，不禁要问，这些共识和构想真能开启南中国海区域合作的新进程吗？
笔者认为，中国与亚细安国家如何准确把握、认识泛南中国海经济合作圈的本质，是构想能否成真的关键所在。其原因有二：一是南中国海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繁多，但复杂且效率低下。因此，处理好与现有的机制的关系，提供新的和更加高效的模式和方案，是有关各方首先需要关心的问题。二是南中国海地区合作涉及海洋争端、地缘政治和经济秩序变革等复杂、敏感因素，因而清晰界定相关内涵是构想实施的重要前提。
事实上，该构想是对本地区现有合作机制的补充和升级。其一，是地区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新丝路”）的具体方案。2013年共建新丝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合作，如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等，但尚无类似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能够发挥统领全局作用的机制安排。泛南中国海经济合作圈建设，正可以弥补新丝路建设的这一不足。
其二，是对中国－亚细安双边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升级。泛南中国海经济合作圈建设将进一步整合地区资源、调整市场分工，促进各国发挥比较优势，扩大相互合作领域、提高彼此合作深度，重点加强海洋、旅游、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其三，是对现有地区多边机制的补充。相比于目前诸多的双边合作安排，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供应并不充足。
泛南中国海经济合作圈建设是一种地区多边合作安排，将构建机制化的多边对话、协商平台和确立地区合作平台。与此同时，相较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贸易和投资谈判，构想侧重的是具体合作机制建设，是与RCEP同步并行的重大区域合作倡议。
南中国海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局势复杂，区域合作历来都面临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重重挑战。目前，建设泛南中国海经济合作圈构想的实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具体有三：
一是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中国与亚细安国家更加有必要和意愿致力于提升区域合作水平，以此保持自身发展进程。目前，亚细安经济发展正处在快速增长期，从2007年到2016年，亚细安的经济年增长率在5%以上。作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亚细安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全球贸易繁荣。因此，面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勃兴的阶段，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期，亚细安国家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区域合作，也将有更加坚定的政治意愿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二是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意愿，为构想落地提供了坚强的动力。中国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步伐。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致辞中，更是再次向世界宣示对外开放、构建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决心，也发布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
4月13日，中国还宣布建设海南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计划。毋庸置疑，对比广州、浙江、天津、陕西等地的自贸区，海南自贸区和自由港所面向开放的就是东南亚市场。因此，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强大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丰富的资源，既有足够的意愿，也有充分的实力，可以为推动泛南中国海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的实践提供强大的领导力。
三是地区合作的政治氛围日渐趋好。特别是干扰中国－亚细安关系良性发展的南中国海问题，得到了有效管控，南中国海随着“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的深入，进入了以规则谋和平的时代，合作成为相关方处理海上有关争议的首要选项，建设泛南中国海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氛围向好的势头持续强化。
坦率地讲，泛南中国海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并无多少成功的经验可以汲取，需要中国与亚细安国家的共同探索和创新。构想的落实既不可一蹴而成，但应避免过于缓慢甚至止步不前而最终落空。
构想的落实有两种路径选择：由下往上推动，即由民间学术研究和低层级商定可行合作方案，最终交最高决策层拍板决定；反之，由上往下是指高层达成初步共识后，再由民间学术研究和低层级磋商解决具体技术性问题。作为全新合作构想，泛南中国海经济合作圈的必要性、可行性、实施路径、具体举措等关键问题尚待研究和确认，因而采取由下往上的反常规思路，可能更为务实和高效。具体而言，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建立低级别的磋商机制和名人专家小组，开展前期的技术性磋商。各方可充分论证构想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立构想的基本原则框架，丰富实施内容，商定具体举措，理顺协调机制，为各国决策层提供磋商方案。
第二步，建立中国－亚细安对话机制，开展实质对话。特别是可利用10+1负责外交和经济的部长级会议，开展第一阶段的正式磋商，重点解决“建不建”“建什么”“怎么建”三个问题，为最高决策层间达成最后共识奠定基础。
第三步，通过中国－亚细安领导人会议，共同宣布建设泛南中国海经济合作圈，并达成构想实施方案，确定推进计划。
总之，南中国海周边各国可以通过泛南中国海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建立多边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机制，促进区域内资源整合、要素流通，形成合理地区产业分工，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中国与亚细安国家可以通过更为便利的签证、通关、运输、免税等方面政策措施，打造泛南中国海地区旅游圈，发展地区消费统一市场；同时也可通过海空互联互通建设，打造连接东北亚地区和大洋洲、印度洋、非洲和欧洲的区域物流中转中心；还可有分工、有侧重的发展海洋渔业、临港工业、制造业，积聚区域力量，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谋得主导地位。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2013年共建新丝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合作，如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等，但尚无类似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能够发挥统领全局作用的机制安排。泛南中国海经济合作圈建设，正可以弥补新丝路建设的这一不足。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