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基本上知道政府清廉效率高，但好些人却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看待问题动不动就拿“高薪”来说项，包括地铁课题的讨论。人才已经全球化和商品化，如果人们还以传统观念看问题，就是与时代严重脱节了。
本地三大银行总裁的年薪近千万元，其他大企业总裁都在这个价码徘徊，酬劳是市场人才流向的铁律。这些顶级的领军人物成为各个领域竞相招揽的人才，其结果就是薪酬水涨船高。
给花生米只能找到猴子，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道理至今人们依然似懂非懂。
地铁是规模很大的企业，总裁人选自然要“门当户对”，否则企业管理水平会下降。地铁总裁即使拂袖而去，猎人头公司也会为他找到同样等级的工作。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人才市场特色。
杰出公务员杨烈国曾在受访时透露，香港富商李泽楷曾以三年酬劳2800万聘请他。这就是他的真正市价。
美国企业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招揽人才，总裁的年薪是天文数字，这不是让人舒服的事情，但是美国的市场创造力独领风骚。
当中国上海极力发展金融市场时，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在美国纽约对一群华裔金融精英喊话，说上海市准备支付他们华尔街的薪酬。朱镕基务实且睿智，他没有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因为他理解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
23年前，我国推行部长薪金与市场挂钩政策，至今依然是个“政治包袱”，因为很容易被炒作引起市井共鸣。至今没有国家跟进这个做法，西方国家都抱着总会有人挺身而出的理想，但现实已经证实并非如此。
美国是义工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随时会有民间杰出人才以“国民服役”的精神担当重任，例如富豪出任纽约市长，只象征性领1美元年薪，社会观感非常好，但他出任公职时已经70岁。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也是70岁高龄，而他的内阁成员也不乏高龄不领薪酬者。
40岁是风华正茂的阶段，如何吸引这些人才为国为民才是重点。他们是否会接受邀请，有个人和配偶子女的因素须考量，所以要从体制上实现精英团队委实不易。
美国大企业总裁年薪上亿元，因为股东认为值得重金求才。从国家层面看，更加值得砸大钱找对的人，问题是一般上人们无法接受“看在钱份上”的领导人，而事实上千金难买政治家。
国家需要英明领导，政治家团结全国，政客撕裂社会。政党政治已经沦为政客温床，这是时下许多国家政局动荡的主因。多党竞争造成的负面作用和媒体恶性竞争有相似之处，相信这是民主原创概念上始料不及的，以为有了竞争就有进步。
“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人类至今还没有发展出完美的政治制度，只能从“两利取重两害取轻”之中找答案。然而，就“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论，中国模式非常亮丽，照耀全球。
刻意栽培国家未来政治精英值得探讨，这是信奉自由放任的西方国家长期忽略的，他们认为总会有人挺身而出，今天他们都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政治乱象丛生，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更多是政治人物的素质问题。如何提高政治人物素质和格局乃当务之急。
大左大右的意识形态已经随着冷战结束走入历史，小左小右其实可以在同一个政党组织内运作。
探索如何在体制上产生英明领导，这是现在与未来须集思广益的议题。过去长时间注重监督与制衡，以为有了良好监督机制便长治久安，却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环节——好政府才能够确保国家持续发展繁荣昌盛。
如何吸引足够优秀人才领导国家？人才市场应该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考验全民智慧的国家课题。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