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
本次全国“两会”有很多内容值得关注，宪法修改、人事动向、机构调整等，都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而在经济民生领域，影响最多人切身利益的莫过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会议刚开幕，全国工商联就向政协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的提案》，建议个税起征点从目前的3500元提升至7000元（人民币），格力董事长董明珠更建议提升至一万元。一时之间，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纷纷发声，提出各自方案，互联网上也掀起了大讨论。在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到了个税改革的问题，他说，2018年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
个人所得税改革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要回答它，先要了解个税的本质与中国的现状。
个人所得税本身具有调节社会收入、实现二次分配的功能，制定税收方案的总原则是“增低、扩中、调高”，即中低收入者少缴或免缴、高收入者多缴。合理的税制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贫富分化，促进社会的福利与公平。但是，中国现行的税制，存在起征点过低、扣除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反而让工薪阶层成了征收主体，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对高收入者却影响不大。这种状况与征税的初衷相背离，民众诟病已久。
起征点（严格来说应该是“免征额”）的提高，是个税改革的首要任务。从历史数据看，1980年时中国的个税起征点是800元，2005年、2007年、2011年曾先后调整为1600元、2000元、3500元。现在已是2018年，经济水平与七年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3500元的起征点显然无法适应今天的社会情况，提高是必须的。但是操作时也要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现在社会发展变化的速度快，起征点的调整往往存在滞后性，这就需要让其与收入和物价挂钩，接下来适时继续调整，以免刻舟求剑；二是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新的免征额定在多少，各级的税率定在多少，都应该综合考量、慎重决定。
除了提高免征额，费用扣除机制的完善同样重要。举个简单例子，张三和李四拿一样多的薪水，张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李四却要养活父母子女一大家人，经济负担是天壤之别。如果征收相等的税，表面上很公平，实际上却不合情理。这就需要根据不同家庭的生活负担，征税时有区别地对待。笔者所在的新加坡，报税时有各种税收回扣项目，包括赡养父母、照顾残障亲属、在职母亲育儿等等，通过精细化的调节，减轻了家庭的负担，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接下来中国的个税改革，也应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为家庭合理减负。
个税的改革，还应注意到收入方式的变化。现今社会，除了劳动性收入外，还有各种资本性收入，比如房租、股息等等。事实上，中国很多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恰恰是这些，但由于征管上的困难，实际操作中有很多问题，这也是税改接下来要解决的。并非资本性收入有什么不对，而是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公平来说，更应该利用税收的调节作用，鼓励人们通过劳动创新来增加收入、迈向富裕。否则，工薪阶层辛劳一年，到头来被剪了羊毛，“房哥”“房姐”却既不用上班也不用缴税，长此以往，社会恐怕会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
最后但是极为重要的，是对税制结构进行优化。目前中国的税制以间接税（流转税）为主，占总税收的比重高达70%。典型的例子是增值税，企业缴完了税，通过提高价格，再从消费者那里收回来。然而，越是高收入的人群，其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越低，这样一来，低收入者反倒成了纳税的主体，显然很不合理。税改专家刘小兵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指出，如果能把增值税的税率降下来，意味着所有的商品劳务的价格都能降下来，那么，低收入人群也会因此得益。
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其中，个人所得税关系到每个人的“钱袋子”，其重要性无需多言。改革后的个税制度，应能减轻困难人群的负担，提高中间阶层的劳动积极性，并让富裕阶层为社会福利做出相匹配的贡献，再和教育、医疗、房产等制度的改革相配合，最终推动形成一个“橄榄型社会”，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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