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润恬 北京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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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没有了孩子的爸爸妈妈，耐心地坐在行人走道上，地点是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位于北京西直门的办事处外。他们曾经寄托人生全部希望的人已经永远回不来了。他们在等的，是政府给予一个说法——如何照顾他们的晚年。
组织这次行动的其中一人、网名“海琴”的失独妈妈告诉《联合早报》记者，他们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失独家长，周一（18日）齐聚北京签到时有1700人，上京是为了向政府请愿，希望有关当局正视他们的窘境。
来自吉林的“海琴”用“从天堂掉入地狱”来形容13年前的丧女之痛。她说：“政府当初制定一胎化政策时，就应该算到会有家庭因独生子女逝世而断子绝孙的风险。国家享受到了实施计划生育的人口红利，风险却是由我们这些不幸摊上的家庭来消化。这哪里公平？”
无子女担保医院养老院拒收
失独家长面对的一个实质问题是，当他们需要进医院动手术或住进养老院时，由于没有子女可签字担保，医院和养老院不肯接收他们。他们此次上访的主要诉求是，希望政府设立失独管理机构，代已不在人间的孩子充当赡养人的角色。
老无所养、老无所依是失独家长的最大担忧。他们希望政府设立专门的养老院或以廉租房形式建立失独家庭养老社区，并承担养老院和养老社区的管理责任。他们也希望政府给予一次性补偿、养老护理补贴，并调高特别扶助金。
就在他们赴京上访前一天，中国财政部和卫计委17日宣布，将统一城乡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的家庭扶助标准，并将农村失独家庭的扶助标准提高到与城镇一致的每人每月340元（人民币，下同，70新元），还提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实行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动态调整”的承诺。
计划生育改革
好处给二胎却忽视失独家庭
长期关注计划生育课题的吴有水律师接受本报访问时说，目前政府所给的340元是不够的。他建议把失独家长特扶金的金额，定在相当于目前工商死亡赔偿的水平，或者定在当地人均月入的某个百分比，而这个百分比应该全国统一。
中国1979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过30多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渐入老年，而失独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通过QQ群保持联系的失独家长2012年到北京请愿，去年5月又去了一次。令他们感到心冷的是，经过多年的交涉，政府非但没有采取他们希望看到的具体行动，反而还用更模糊的语言，来表述扶助失独家长的相关条例。例如，去年3月份，中国计划生育条例从规定“地方政府应予失独者必要的帮助”，变成“按照规定，获得扶助”。
“海琴”说：“谁来规定？谁来执行？谁来监督？如果没有执行和监督，还不是一纸空文？计划生育政策去年有了大变动，但是政府把大手笔都投入了放开二胎方面，对于失独家庭的扶助却是放到了一边。”
各地失独家长此次赴京原本准备呆五到七天，不过在前天上访的第二天，他们聚集在卫计委外不到两小时，就被公安拉上了警车，带到处理上访者的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大部分家长已在各地政府人员的陪送下开始离开北京。
在便衣公安的高声指挥下，身着制服的警员把坐在行人道上的失独家长赶上大巴车。一名失独母亲上车前告诉记者：“我们当初都是响应国家政策的良民，现在他们把我们当臭狗屎。”
忍丧子之痛 高龄父母赶试管受孕不遂
呼秀平（53岁）14年前接到一通越洋电话，说她在德国刚考获博士学位的儿子突然病了，进了医院。三小时后，医院来电要她做心理准备，说如果儿子逝世院方会进行解剖以找出死因。当天傍晚7时，院方就说人已走了。
她说：“儿子活生生地去德国念书，我都还没机会去德国探他，人就成了骨灰回来了。”
呼秀平在失独家长人群中特别瞩目，因为她怀中抱着一个八个月大的宝宝。她告诉本报记者，孩子是她领养的孤儿，因为儿子走时她已无法再生育，只能领养。由于年龄悬殊，有时当旁人问起，她只好无奈地说，没了儿子，抱来个孙子。
失子怕丢人 委屈瞒乡亲
肖平（54岁）也是在丧子后非常想要有孩子。两年前，她当军人的儿子不敌白血病走了。她在儿子下葬后的第三天，下午4时一办完安葬的最后手续，就冲去医院赶在下午5时关门之前启动试管受孕程序。不过，最终没有成功。
她说：“我们把儿子葬在军队的公墓里，不带回老家葬。因为怕给村里的人笑我们家断子绝孙，抬不起头。我们在儿子的墓碑上刻上‘爸爸妈妈非常爱你’，但不放我们的名字，也是怕丢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联合早报》说：“乡村里确实有一种失去子女是因为上辈子做了缺德事今生遭报应的观念，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价值观会改变，这种歧视不会延续。”
他建议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发动或支持志愿者，对失独家长进行更多关爱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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