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
昨天（8日）是世界临终关怀及舒缓治疗日，今年的主题是“无痛的人生旅程”，目的是要提高公众对临终关怀的认识。
临终关怀将死亡看成是正常过程，不促进也不延迟死亡，而是通过减轻疼痛和心理辅导来提高病患的生活质量，让患者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里路。
这项目服务在中国，至今已经实践了近30年，但也还未普及化。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约700万人走向生命终点，但社会上提供的临终关怀服务却只能满足约15%的需求。
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的报告也认为，中国的临终关怀服务供给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根据《经济学人》信息部的2015年“死亡素质指数”，中国在80个国家当中排名倒数第10。
《联合早报》记者日前走访中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关怀医院，了解中国临终关怀行业的现状，以及业者所面临的挑战。
张贞娥17岁那年在工厂工作时不慎从高处跌落，从此瘫痪在床，一躺就是超过半世纪。
在病床上度过花样年华的张贞娥（75岁）没有结婚，过去一直都由母亲和妹妹们照顾。张贞娥是家中老大，下有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她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母亲照顾我40多年，她去世后，我就由妹妹们照顾。然后她们一个个结了婚、有了家庭，照顾起来也不太方便，所以到了后期，家里就请了保姆。”
然而，保姆毕竟不是专业护理员，难免会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张贞娥的弟妹们在网上搜索，找到了位于北京东部的松堂关怀医院，九年前决定将大姐送到那里由专人来照料。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
临终关怀（palliative care）指的是由医生、护士、护理员、心理辅导员、社工等各领域人员组成的综合团队，通过治疗和护理来缓解临终病人的疼痛，以及减低病人及家属的心理和精神负担、改善他们的生活素质。
专家认为，人在临终前，心理痛苦其实远大于生理疼痛，因为患者要接受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现实。因此，临终关怀更关键的一环，通过心理辅导让患者逐渐接受和冷静面对死亡，让他们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里路。
医院不见消极沮丧氛围
松堂关怀医院院办主任静佩君告诉本报，医院成立的近30年里就送走了三万多名病人，平均每天有两到三人离世。
她说：“在这里，我们和病人畅谈生命、毫无顾忌地谈论死亡。每个人都有临终的时刻，我们希望病人都能坦然面对死亡，快乐、有尊严地离去。”
确实，松堂医院虽然是临终病人“等待死亡”的地方，但医院处处都散发着正能量，而不是消极和沮丧的氛围。
张贞娥住进松堂关怀医院时，就已做好心理准备，自己终有一天要在那里结束人生。然而在死亡面前，她却表现得非常镇定，丝毫没有畏惧。
她说：“我已经死过五次了……一共昏迷了五次，上一次是在8月初，当时我昏迷了四天，什么都不知道。
“人家都以为我回不来了，但是我什么也没想。我什么时候该走，就会走……我不怕，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很正常的。”
张贞娥说，过去九年来，她左右两旁已相继有三名病患离世。
她用虚弱颤抖的手，指着左边病床说：“这个床，跟我关系比较好的，走了。我心里很难受，毕竟住了一段时间。难受是难受，但是很正常，所以慢慢也就忘掉。”
静佩君：关怀是最大目标
静佩君介绍，松堂医院的病患平均年龄为80多岁，最年长的有102岁，病人主要患上“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脑梗，或癌症等疾病。
她说：“各大医院都有床位资源紧缺的问题，当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他不可能始终占着医院床位。院方会劝他回家，或到临终关怀医院来。”
“由于我们这里照顾周到，也注重病人的心理健康，很多病人原先按医学判断只有几个月的寿命，结果一住下来就是几年了。”
静佩君指出，随着中国民众对临终关怀服务的认识不断提升、以及养老和健康产业的壮大，越来越多医院和社区也开始设立临终关怀护理院或部门。
她表示，这些护理院设施更齐全，为临终病人提供了更舒适的环境。
不过静佩君提醒，临终关怀服务的重点还是“关怀”。她说：“希望其他临终关怀医院会妥善照顾到病人的心理需求，这才是我们办临终关怀的最大目标。”
普及临终关怀服务提高公众认识度+出台政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一直被视为让人畏惧、“不能说”的禁忌话题。
松堂关怀医院院办主任静佩君向《联合早报》介绍，该医院最初在北京香山脚下创办，但过去29年来被迫搬迁七次，最终落户在北京市东部五环外的现址。她表示，被迫搬迁的原因除了租金上涨，更大的因素是广大社会还未能接受同与死亡沾上边的临终关怀医院成为邻居，“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晦气”。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也说，中国民众传统思想观念认为，让父母以临终护理方式离世是不孝，因为子女没尽全力去抢救垂死的父母。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直言：“中国人对医疗的态度是‘死马当活马医’，这造成了很大的医疗资源浪费，也增加了病人和家属的痛苦。”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是非盈利组织，成立于2006年，旨在提高公众对生命质量和生命预期服务的认识，以及培训、提高生命关怀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专家：临终关怀应纳入医保范围
罗冀兰认为，临终关怀服务还未能在中国扎根，除了因为公众的认识度不高，更大程度上也因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放力度不够。
她说：“从1992年到现在，卫计委对临终关怀机构的设置、服务、审核等都没有定下明确标准。目前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都是民营医院，这个领域还没有规范化。”
资金方面，临终关怀也还未纳入国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病人无法报销服务项目，也限制了临终关怀服务的发展。
专家建议，临终关怀以独立医疗服务项目归入医保范围，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罗冀兰则说：“临终关怀机构要靠社会捐赠来维持运作，但中国的慈善政策不够宽松、这类捐款无法抵税，结果收到的资金比较少，影响了行业的发展。”
此外，临终关怀业也面对专业人员短缺的窘境。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国内的医学院还未将临终关怀学科普及化，从事临终关怀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临终关怀医院只能从普通医学院招聘人员，再进行培训。
再者，病人临终期的医疗服务技术标准及操作也还未规范化。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医生并不了解如何使用吗啡。
罗冀兰说：“中国的吗啡使用量非常低、也受限制，因为国人都以为吗啡是毒品。其实向病人注射吗啡，是为了减轻他们的疼痛，根本不存在成瘾的问题。”
业者看好发展前景
中国临终关怀服务虽面临诸多挑战，但松堂医院的静佩君指出，业内人士仍对该行业的发展前景感到乐观。她说，松堂医院成立时床位不到10张，如今已扩展到能容纳200多名病人；医院也已签署协议，将在广州开设分院。
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老龄化，公众对临终关怀服务的需求只会与日俱增。
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22亿；预计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近两成。
目前，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都相继出现临终关怀医院或护理院。其中，上海从2012年起就在所辖的县区内，各确定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临终关怀病区，并把临终关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这都是令人鼓舞的进展。
不过即使有了硬件设施和政策支持，夏学銮说，最重要还是要改变人们对死亡和临终护理的观念。他说：“政府要根据民众的认知程度，力所能及地为临终关怀做宣传。同时，也要注意拿捏，不能操之过急。”
朝夕相处 护理员陪伴老人走最后一程
程玉蓉在松堂关怀医院当护理员，她每天照顾临终病人，无可避免地也要面对病人终有一天会离她而去。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联合早报》记者谈起她照顾过的过世病人，程玉蓉（50岁）还是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眼眶泛红，声音哽咽。
她说：“很难受。现在一提我也很难受。有感情了，我们白天晚上都相处，病人死了，我比家属还难受、哭得比家属还厉害……时间长了就比较好，但始终是忘不了的。他们过世了，我感觉心里空荡，很舍不得……”
松堂关怀医院院办主任静佩君介绍，医院提供的是家庭式护理，护理员都会和所照顾的病患住在同一个房间，以便第一时间给予帮助。
来自四川的程玉蓉2008年开始投入护理员的工作。她说，一天24小时和临终老人相处，她已经把病人当成亲父母来照顾，再辛苦也没有怨言。
据了解，护理员每天晚上每隔两个小时就得起来观察病人的情况、帮他们翻过身。如果病人病情严重，护理员甚至得彻夜不眠，守在病人床边。
家属非常感激护理员的付出
目前，松堂医院有不到50名护理员。静佩君说，院方了解护理员工作非常辛苦，也希望给他们加薪，但总是被资金周转问题所束缚。
她表示，院方只能尽力改善护理员的工作环境，并且定期带他们出外旅游散心。她说：“我们也时常提醒护理员，照顾临终老人是个宏大的事业，他们在为天下子女尽孝心，帮助老人们走得安心。”
其实，护理员的付出，家属都看在了眼里，心里是非常感激的。
史先林（75岁）的太太刘爱书（72岁）患上老年失智症，他在家照顾她将近一年，“我一个人24小时照顾她，实在是太累了，受不了”。史先林今年8月终于把太太送到了松堂医院。
据介绍，松堂医院的费用不高，每月只收3000元（人民币，下同，约611新元）到5000元，是一般养老院收费的约三分之二。
史先林表示，医院收费、地点、设施等都在他考量之内，但更重要的是护理员的服务。
他说：“这里的护理员很有耐心，她们把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就是要有这样的感情，才会那么耐心去照料。把太太送来这里，我非常放心，医院帮家属减少了好多精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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