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歌猛进为伯乐

  本地歌手向洋因为参加《中国新歌声》,知名度大涨,除了获得周杰伦的赏识,也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在许多人看来,向洋是幸运的,但他其实已经出道10年。当然,他还是幸运的,因为很多本地歌手努力多年,也遇不到这样一个突破的机会。

  不是每一个歌手都会获得幸运之神的眷顾,也不是每一个歌手都像孙燕姿、林俊杰有大公司撑腰。

  记者访问几名仍在努力耕耘的本地歌手,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其中,有人多年只身在外要省吃俭用,有人厚着脸皮求到海外演出的机会,也有人相信不一定要“走出去才有路”,驻守本地也能做出成绩。

本地歌手星途漫漫

■黄靖伦(33岁)

背景:在台八年╱发两张专辑╱主持节目╱获金钟奖最佳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

现况:主持《成语赛恩思》

黄靖伦到台湾发展已八年,他“省吃俭用”熬过艰难的日子。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我转。这是黄靖伦今年在台湾金钟奖夺得“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之后,在社交媒体的致谢词中写的。从歌手转当主持,虽不得已,但也要继续,因为他深信,只要持续工作,或许机会就会在下一个转弯处,那个再发专辑的机会。

为了一圆歌手的梦想,黄靖伦放弃新加坡管理学院(SIM)经济系二年级学业,2008年到台湾参加《超级星光大道3》赛事,成功进入前六强。比赛结束后,他即被台湾华纳唱片相中签约,在华纳发了两张专辑《伦语录》和“OK MAN”。他在台湾发迹,是我们说的“从海外红回本地”的例子,看似风光,但当中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黄靖伦只身搬到台湾生活,笑称自己是“白手起家”。

黄靖伦当时除了与华纳签唱片约,也签了一家经纪公司。他只身搬到台湾生活,笑称自己是“白手起家”。“第一年是负债的,跟经纪公司借了10万台币(约4400新元)付房租,还有日常开销。”他租了一个面积仅23平方米的套房,月租500多新元。

发唱片时,唱片公司付给他一笔钱,他叹:“一张专辑给七八千新元,都不够我用半年。”他也直言不被团队重视:“好的东西不会给我,团队也只做好分内的工作,不会为我多尽一分力。”他和华纳有三张专辑合约,但发了两张后,就跟公司解约。

第五年才赚到钱

命运好像跟他开了个有趣的玩笑,没发专辑后,主持工作反而陆续上门。他主持过的节目包括《美少女时代》《食尚玩家》《嘻游记》等,还有为他赢得金钟奖的《成语赛恩思》,也曾经回新主持《另一片天空》《你是福建人吗?》和《三男一旅》。

虽然被迫暂时放下歌手身份,但黄靖伦看得很开。“也要赚钱啊!没工作就没钱啊!”他已经在台湾生活八年,他说在台湾的第五年才感觉赚到钱。他现在月入五六万台币(2500新元左右),也搬到较大的套房,面积约40平方米。

黄靖伦被迫暂时放下歌手身份。

他有一套“省吃俭用法”:一天只吃两餐,去一些熟悉的店家,因为会算便宜一点或给多一些饭菜;没工作就不上街花钱,出门搭巴士或骑脚踏车,每半年才添购新装。

台湾现在关的节目比开的多,黄靖伦手上仅剩《成语赛恩思》,得靠上通告和接商演增添收入,但他承认自己询问度不高,即使得了金钟奖,情况也“一如往常”。年底有两场尾牙表演,他大呼:“这只是我人生的第二和第三个尾牙!”语气中有着不可思议,也透露了不知该为自己开心还是失望的矛盾心情。

他考虑接嘉年华、游乐园开张、产品发布会等活动主持工作,承认:“有想过要不要放低身段,但现在决定有工作就做。”喂饱肚子,显然比顾面子重要。

收入不多,积蓄也不多,33岁的他不讳言有危机感:“我现在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没有稳定的未来,怎么办?”没想过就回来找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他斩钉截铁地说:“我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而且我就是要唱歌。当然也是自尊和面子问题。”他希望这两年内完成发一张EP的目标,现在没有工作时,就在家里写歌练歌。

黄靖伦认为,回来,不见得就比较好,而且已经在台湾这么多年,证明他是有办法在那里生存的。他坚信:“留下,才有机会,就像要中‘多多’,就要买啊!我相信只要持续,机会总有一天会到来。”

■铃凯

背景:由本地音乐人李伟菘、李偲菘发掘到北京发展╱2013年发首张专辑╱2014年上《中国好歌曲》╱去年底与公司结束合约。

现况:独立歌手╱筹备新专辑。

铃凯不想当“明星”或“艺人”,她只想当音乐人。(@tunaunga提供)

铃凯是李伟菘、李偲菘两兄弟继孙燕姿之后,全力打造的唱作歌手。她在2013年发了首张专辑“LinK”,这几年一直以伟菘、偲菘在北京的音乐公司为事业基地。一待就三年,下一张专辑,却完全没着落。

公司要她留在北京,因为那里的市场和音乐气氛很好,音乐节目的素质也很高,对她的事业发展有帮助。铃凯2014年上了中国的音乐比赛节目《中国好歌曲》,以自创歌曲《一个人》引起注意。但她没有因此大红大紫,继续过着等工作、等发片的日子。

铃凯(左)参加《中国好歌曲》进入八强,与苏打绿的主唱青峰同台演出。

她住在公司的一个房间,没有通告时,就到录音室写歌、编曲。公司一直嫌她的作品不够好,让她的信心受到打击。她担忧:未来会是怎样?下一张专辑几时发?

住在公司虽然省了租金,公司也有给她生活费,但她坦言并不足够。她靠自己的储蓄和父母的援助过活,想接商演,或帮人写歌制作,或开班授课,公司却反对。

铃凯感慨:“公司要把我打造成‘明星’、‘艺人’,但我只想当个音乐人,而且我觉得两者没有冲突啊!对我来说,能作音乐才是最重要的,我不需要站在镁光灯下,即使给别人写歌,有人喜欢我的作品,我也很开心,很满足。”但在公司的立场,“明星”怎么可以为他人做嫁衣?“明星”怎么可以去教课?

铃凯一度很忧郁,有一次回新,把自己关在房里两天,吓坏父母。去年年底,她终于与公司结束合约,恢复自由身,并将以独立歌手的身份再出发。她已经在筹备新专辑,预计明年3月发片。

谈到未来,铃凯露出自信的笑容,说:“我很理智,我知道要红,要靠很多因素,包括是否有观众缘、时机对不对。我不追求光鲜亮丽的歌手生活,在录音室里头的我,才是最开心的。所以我也考虑往幕后发展。”

去年年底,铃凯终于与公司结束合约,并将以独立歌手的身份再出发。

■插班生(陈迪雅&杨佳盈)

背景:2010年发首张专辑╱2012年首次到台演出╱2016年获国家艺术理事会1万6000元辅助金发行第三张专辑╱受邀为陈子谦执导的电视电影《杂货店》创作及演唱主题曲╱国庆日推出俏皮Singlish版“Call Me(Not Maybe)”受关注。

现况:担任张学友“A Classic Tour 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和音天使,将跟着张学友到各地演出至少两年。

插班生的两个女生陈迪雅和杨佳盈

关关难过关关过,插班生就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一路走到现在。

插班生的两个女生陈迪雅和杨佳盈,在2006年举行的第二届《绝对Superstar》,分别夺下女子组冠亚军。两人筹备许久,终于在2010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人生实验课》。她们很幸运地找到赞助商出资,也与新加坡滚石唱片签约,负责专辑的发行和宣传。

专辑卖了1300张,在本地市场算是不错了。但随之,唱片业不景气,也不知道何时再有机会发片,插班生与滚石决定和平解约。

陈迪雅说,解约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眼看银行户头的数字越来越小,歌手的梦想也开始幻灭。不如转换跑道吧,她想。于是她到咖啡馆学泡咖啡,是自己的兴趣,也为了赚钱。她也教补习,除了因为喜欢小孩,也因为教补习时间有伸缩性,可以继续音乐创作。

杨佳盈个性比较乐观,她认为就算没有公司帮忙,还是可以把插班生的音乐带到台湾,就自己来吧!“我上网搜寻台湾的独立歌手像张悬、棉花糖,都去哪里演出,通过电邮联系了女巫店、海边卡夫卡等演出场地,把我们的demo和演出视频寄过去,他们都很欢迎我们。”

插班生认为专辑发行已有一段时间,要去台湾必须有新歌,于是写了《眼镜矇矇的》,并投下8000元,印了1000张EP。

2012年,插班生出发到台湾,两个月内跑遍北中南,做了10场演出。陈迪雅笑说:“机票还是我爸用mileage(飞行里数)换的,我们也租下便宜宿舍,月租四五百新元。”

插班生到台湾演出,常常都在小场地,但对她们来说,有人愿意听她们唱歌就很开心了。

演出只卖出一张票

在台北的第一场演出,只来了六个人,第二场更糟,直到演出开始前的一刻,仍没有人买票进场。陈迪雅深刻记得,那是她人生中最低落,也是最美丽的时刻:“咖啡馆的工作人员都站到我们面前,当我们的观众,还积极点歌,给我们鼓励。”那场演出后来有一个人买票进场,是插班生的台湾朋友。

插班生与咖啡馆是以门票收入五五分账的形式合作,只卖了一张票,250台币(11新元),她们都不好意思收钱,没想到咖啡馆老板的举动,让她们相当意外。忆起这事,陈迪雅仍是一脸的感动:“老板给了我们一个信封,里头有500台币(22新元),他跟我们说‘你们很棒,加油’。”

两场演出的反应让插班生恍然大悟,原来她们没有好好宣传。她们立即在面簿贴上接下来的演出行程,台湾的音乐圈朋友包括棉花糖、好好先生等,也都在面簿转贴并呼吁网友捧场。插班生也在朋友的牵线下,上电台接受知名DJ吴建恒的访问。结果最后一场演出,来了50个人,让插班生开心不已。

插班生那两个月的演出是零收入,但演出的视频和新闻在社交媒体传开,本地媒体也有报道,两人回国后,本地的演出邀约多了,让她们备受鼓舞。同年年底,她们再次到台湾演出,这次一个月内做了13场。

想再发专辑,需要钱,于是两人又去打工,同时也让自己沉淀,好好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走。陈迪雅继续教补习,杨佳盈则身兼多职,包括开设网络商店、做翻译、设计网页、摄影。

插班生陈迪雅(左)与杨佳盈感恩音乐路上不断获得有心人的鼓励与支持。

把歌曲卖给卡拉OK

耕耘了六年,今年终于可说是插班生“小丰收”的一年。她们申请到国家艺术理事会1万6000元的辅助金,发行了第三张专辑《长大》,再次带着专辑到台湾走透透,完成了46天的“骨头散掉”宣传行程,包括上了30多个电台访问,还有几个电视节目,如《完全娱乐》和《大学生了没》。最让她们雀跃的是,她们成功地把歌曲《放不下的活着》卖给台湾的卡拉OK。 

回新后,她们接到陈子谦的邀请,为他执导的电视电影《杂货店》创作及演唱主题曲《有空记得约我》,总理李显龙在面簿分享并称赞。她们后来配合国庆日,推出俏皮Singlish版“Call Me(Not Maybe)”,短短十几个小时点阅率突破20万。

插班生的最新成绩单,是担任张学友“A Classic Tour 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和音天使,将跟着张学友到各地演出至少两年。她们开心地说:“下一张专辑的资金有着落了!谢谢张学友喂饱我们的梦想!”

陈迪雅感恩音乐的路,虽然走得不易,但身边一直有人鼓励着她们,也有很多乐手愿意免费跟她们合作,这都是她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杨佳盈说:“其实最大的障碍,在自己心里。只要相信自己,就能继续。”

经纪公司老板占姆斯康 歌手没发片也要有曝光率

占姆斯康(James Kang)是本地经纪公司Mode Entertainment老板,旗下艺人有潘嘉丽及何维健。

潘嘉丽九年前就扎根台湾,但2011年发了第四张专辑《超哈丽》之后,沉寂好长一段日子。占姆斯康两年前与她签约后,为她发行了专辑“Miss Kelly”,并让她继续在台湾耕耘,做多元发展。

占姆斯康坦言,潘嘉丽在台湾工作不多,试过两个月没工作。他指出:“台湾有这么多自己的艺人,而且当地艺人有优势,容易跟电视台及活动单位建立关系。本地艺人的语文能力和应对能力也不及台湾艺人,为主持工作试镜时,问题尤其明显。”

占姆斯康说现在许多歌手已经不再循着“发片,宣传”的传统模式运作。发片的机会少了,歌手要有创意点子,让自己即使没发片,还是能有曝光率和讨论度。

不再循传统模式运作

艺人只身在外,要主动建立人脉,融入当地艺人的生活圈,甚至厚着脸皮求机会,但占姆斯康发现很多本地艺人不会这么做,或许跟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

守株待兔不是办法,而且许多歌手已经不再循着“发片,宣传”的传统模式运作,占姆斯康于是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今年,韩剧《太阳的后裔》大热,他趁着这股热潮,让潘嘉丽翻唱该剧主题曲“Always”,并把视频放上网,结果在网上引起热烈回响,潘嘉丽成了“网红”。打铁趁热,潘嘉丽随即将六部台湾偶像剧的主题曲串成一段六分钟组曲,再次获得网友一片好评,连台湾的报章和电视新闻都有报道。今年国庆,潘嘉丽将众多本地歌手的歌曲串成组曲重新演绎,这个月,她也与向洋翻唱周杰伦的歌曲《算什么男人》,都引起网友的关注。

潘嘉丽翻唱韩剧《太阳的后裔》主题曲“Always”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烈回响。(网络图)

占姆斯康透露,潘嘉丽的工作询问度多了,这证明公司的策略是对的。他强调,歌手现在要成功,已经没有一个方程式,以前就是发专辑然后积极宣传,但是现在发片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要有创意点子,让自己即使没发片,还是能有曝光率和讨论度。占姆斯康现在也让何维健到电台当DJ,除了维持曝光率,也训练应对能力。

占姆斯康给予歌手的忠告是:“这一行本来就是一加一不等于二,付出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所以要懂得管理自己的期望。歌手这个行业也充满风险,所以要敢于冒险。”

何维健到电台当DJ,除了维持曝光率,也训练应对能力。(陈斌勤摄)

■郑可为

背景:在新加坡发展╱共发了6张专辑╱今年6月办首场个人演唱会╱与丈夫沈志豪演唱早报改版主题曲╱为庄米雪电影《露露的电影》演唱。

现况:Cross Ratio旗下歌手。

郑可为共发了六张专辑。

郑可为共发了六张专辑,这些年一直以本地为事业基地,她认为:“不一定要驻留在国外才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在这里耕耘,也能做出成绩。”

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兼通双语,所以即使本地市场小,仍有很多演出机会。除了商演,她也曾经参与国庆日的演出,也曾代表新加坡到中国和亚细安各国献唱。她也与李迪文、梁文福等知名音乐人合作。

郑可为今年6月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办了“七年之氧”演唱会,是她的首场个人大型售票演唱会,对她来说,是歌唱事业的一个里程碑。她和丈夫沈志豪也为《联合早报》演唱了改版主题曲《找回那感觉》。庄米雪的新电影《露露的电影》,她也演唱了一首歌曲。她以自己的履历表证明,即使留在这里,也有很多机会。

郑可为(右)认为在国外能做到的事,在新加坡也能做到,所以她选择留在这里发展她的歌唱事业。

郑可为指出,除非像向洋一样,通过一个节目一炮而红,否则要在台湾或中国大陆做出成绩,要投入很多时间,而往往做了很多的宣传工作,也只是在等一个出位的时机。

她说:“我在新加坡很开心。如果我一个人住在中国,也是做着和这里相同的宣传工作,也是在等待机会,那我选择跟家人朋友在一起。而且现在是网络时代,只要把作品放上网,也能‘走’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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