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真实事件的二度创作

本周影评

⊙江金玉

导演Christopher Nolan(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敦克尔克大行动》(Dunkirk)根据二战期间的历史事件改编,故事背景是40万英法联军被德军包围,滞留敦克尔克海滩,陷入敌军步步逼近的绝境时,英国政府和民间如何联手营救军队。

观众即便对这段历史背景完全不了解,也不影响观影的乐趣。片子一开始,观众便在镜头的带领下,随着撤退军人汤米的视角,投入求生过程,毫无喘息的机会。导演接着以平行动作处理海陆空三段处在不同时空的情节,天衣无缝的剪接把各个时空的动作环环相扣起来,让观众仿佛亲临其境,感受救援行动现场紧张迫切的氛围,也同时把在空中、海上和陆地上的军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观众很自然地直接参与其中。

所以,在大营救成功的那一刻,不仅是获救的联军及参与救援的各方的胜利,观众也感受到无比的满足感,在编导成功的情感操控下,心灵获得升华,至少在那一刻,感觉若自己身处主人翁的位置,也会同样勇敢地为国为民。

至此,编导目标达成。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敦克尔克大行动》是否符合史实大概不重要。对于编导来说,他不是在拍纪录片,也不是在交代这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不扭曲史实的情况下,他汲取了所需的元素,通过电影的艺术处理手法,让观众从观影过程中得到正面的情绪感染。如果这部电影引起观众对于这段历史的兴趣,他们自然有很多可以获取资讯的管道。

杨德昌为一代人注解

 

适逢今年是杨德昌逝世10周年,他1991年创作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推出四个小时的高清修复版本。杨导当初的创作灵感源自他中学时发生的一起男生杀害女生案件。他在电影建构了以眷村、校园、帮派和白色恐怖串联成的环境,营造一个风雨飘摇的1960年代氛围,来交代杀人悲剧的必然产生。

杀人事件不过是创作的契机,通过特定时空的氛围和张力的掌控,创作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一代人和一个时代做了最佳的注解。

《音为爱》与客观现实脱节

本地电影《音为爱》(Wonder Boy),由音乐人李迪文和导演任锦添联导。相信电影的叙事结构在剧本创作阶段已经定案,拍摄时不过是照文执行。读过李氏的自传《疯狂中国人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he Mad Chinaman)会发现,电影叙事基本上便是呈现李迪文1970年代数年的人生,直至他1974年发表首张专辑为止。

曾亲身经历那个时代,或者曾看过1970年代在本地拍摄或是时代背景同样设在1970年代的新加坡电影(包括Wit's End、Saint Jack、Bugis Street等)的话,就知道那时候新加坡的脏乱,不限于随处摆卖的路边摊和未经整顿的新加坡河,《音为爱》刻画的吸毒、性派对场面,不过是蜻蜓点水式的带过。

1970年代初,是新加坡开始推行各种运动,以期把新加坡打造成更加整洁、规律具法治的国家,包括“两个就够了”生育计划、清洁运动、“跟毒品说不”运动、男士禁留长发运动等。

电影关心的,是这股保守势力如何打压敏感艺术家的创作热情。我们同时看到了,这个很自我的青少年,虽然经历了亲人朋友的生离死别,并且有许多普通青少年没机会经历的体验,这些却对他的创作好像丝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电影刻画的就是一个在片首就知道自己非池中物的青少年,他当时就发出豪语,说自己要成为“流行歌手”;他是天才型的创作人,片首似乎胡乱弹奏的“炒饭”歌,日后即成为他开创本土创作歌曲的先锋之作。

因此,本片氛围的营造跟电影叙事主体实际上是脱节的,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不管存在与否,对于天才的人生和创作,其实无关痛痒,这部电影缺乏的,正是一个客观的视角。

或许,当初应该找另一个导演来诠释这题材,毕竟自传式电影并不等同于纪录片,即便是后者,还是应该拥有一个说法,才会赋予作品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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