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当我们讨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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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一月底,伯纳(右)在法国出庭受审。后来搬上百老汇舞台,又改编成好莱坞电影的黄哲伦剧作《蝴蝶君》,就以他和中国情人的离奇故事为原型。(网络照)
一九八四年一月底,伯纳(右)在法国出庭受审。后来搬上百老汇舞台,又改编成好莱坞电影的黄哲伦剧作《蝴蝶君》,就以他和中国情人的离奇故事为原型。(网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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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手机如何日新月异,共享经济如何即将取代传统经济,城市如何改头换面,旧社区如何缙绅化,心碎的痛苦并未改变,年轻人的爱情伤痛仍是那么真实。


周二夜,香港的冬天从来不曾来,春意的湿气已经悄悄降临在尖沙咀街头,灯光昏暗的酒吧难得音乐没有震天响,朝街面敞开,贩卖手工啤酒,挤满了年轻人。背着行李从台北来的柳生和小胖,到了香港,成了Edward以及Michael,就待几天,谈谈生意,过两天要赶往广州。


照理我们应该谈谈他们打算开拓的事业版图,交换彼此城市的信息,惊呼一下香港地铁纵火案与台北捷运无差别杀人案的惊悚,小心触碰关于社会气氛的议题。一瓶标签“新界”的手工啤酒还没喝完,快30岁的柳生和小胖——或称作Edward以及Michael——搔头垂脑地哀叹刚刚结束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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