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日本小说

日本小说几乎不具备通常的所谓情节,也没有一般小说那样的框架,

《源氏物语》即是如此,然而并不是说构思不具匠心,只是用力的方向不同罢了。

我开始读日本小说时间较晚,大约已在“文革”结束后,最早接触的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相当粗糙,直到80年代读到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才真正体会到日本小说的特别之处。这有两方面,一是审美体验,一是人生况味。日本人的审美体验,涉及所有感官,无拘任何对象,所以才有谷崎润一郎的 《恶魔》《春琴抄》《钥匙》和《疯癫老人日记》,川端的《千只鹤》《睡美人》和《一只胳膊》这类作品出现。日本人的人生况味,与前面提到人生体验和情感体验不尽相同,多半是先验的,与生俱来的,只是一种滋味,微细隐约,需要慢慢体会出来,体会之后,仍然是把这个人生接受下来,所以才有夏目的《明暗》、岛崎藤村的《家》、谷崎的《细雪》、太宰治的《斜阳》《维荣的妻子》《丧失为人资格》这类作品出现。对这两方面如果视而不见,或有所抵触,那么日本小说简直没有意思。而在这里,审美体验与人生况味又是打成一片的。“隐忍”和“悲哀”乃是美学意义上的,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在日本,无论美,还是人生,并不涉及哲学或思想层面,都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存在于自然与人的某种状态和某种形式之中。所有这些,都已经在1000年前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昭示过了。日本小说几乎不具备通常的所谓情节,也没有一般小说那样的框架,《源氏物语》即是如此,然而并不是说构思不具匠心,只是用力的方向不同罢了。譬如书中第四十一回题曰“云隐”,有目无文,暗示主人公源氏之死,而在下回起首说:“光源氏逝世之后……”便是形式上的很大创造。而全世界此前并无长篇小说,第一部便如此写法,大概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已经意味着不能因循守旧。而且这里不光是技巧问题,还有情感因素,即作者出于对源氏之爱,实在不忍心记述他的死亡。这就是前述日本的审美体验与人生况味的特殊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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