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说几乎不具备通常的所谓情节，也没有一般小说那样的框架，
《源氏物语》即是如此，然而并不是说构思不具匠心，只是用力的方向不同罢了。
我开始读日本小说时间较晚，大约已在“文革”结束后，最早接触的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相当粗糙，直到80年代读到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才真正体会到日本小说的特别之处。这有两方面，一是审美体验，一是人生况味。日本人的审美体验，涉及所有感官，无拘任何对象，所以才有谷崎润一郎的 《恶魔》《春琴抄》《钥匙》和《疯癫老人日记》，川端的《千只鹤》《睡美人》和《一只胳膊》这类作品出现。日本人的人生况味，与前面提到人生体验和情感体验不尽相同，多半是先验的，与生俱来的，只是一种滋味，微细隐约，需要慢慢体会出来，体会之后，仍然是把这个人生接受下来，所以才有夏目的《明暗》、岛崎藤村的《家》、谷崎的《细雪》、太宰治的《斜阳》《维荣的妻子》《丧失为人资格》这类作品出现。对这两方面如果视而不见，或有所抵触，那么日本小说简直没有意思。而在这里，审美体验与人生况味又是打成一片的。“隐忍”和“悲哀”乃是美学意义上的，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在日本，无论美，还是人生，并不涉及哲学或思想层面，都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存在于自然与人的某种状态和某种形式之中。所有这些，都已经在1000年前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昭示过了。日本小说几乎不具备通常的所谓情节，也没有一般小说那样的框架，《源氏物语》即是如此，然而并不是说构思不具匠心，只是用力的方向不同罢了。譬如书中第四十一回题曰“云隐”，有目无文，暗示主人公源氏之死，而在下回起首说：“光源氏逝世之后……”便是形式上的很大创造。而全世界此前并无长篇小说，第一部便如此写法，大概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已经意味着不能因循守旧。而且这里不光是技巧问题，还有情感因素，即作者出于对源氏之爱，实在不忍心记述他的死亡。这就是前述日本的审美体验与人生况味的特殊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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