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公忆

1973年南洋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我陷入一次漫长的内心挣扎，纠结于应该在云南园继续修读荣誉班，还是转学位于武吉知马的新加坡大学。这件事，我和女友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在南大行政楼通往图书馆那段数百级沿山而建的阶梯上，我们时走时停，各自陈词，多数时候谁也没说服谁。新大的申请表格领取了，南大的论文题目与指导老师也敲定了，那年开学，我离家搭车，没有往右，而是向左，置身于新加坡大学校园，为期一年。

对一名已经完成三年本科课程的学生，新大校园还是让我感觉它燃烧着一些活力。那时陈华彪们很活跃，他们让各种时政课题在校园里划出火花，学生楼一带总是张挂着各式各样的手书布条标语。经过殖民地风格的建筑长廊，不时有学生手持资料拦住你，要求签名支持他们的诉求。学生会的活动，没引起我的关注，我那时用心于“做学问”这回事上，其他不二想。

日子在上课、吃鸡饭、上图书馆的流程中循环，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遇上了饶公。开学第一件事，得解决论文指导的问题，我转学新大，其中的一个考量是能在饶宗颐教授指导下书写论文。当时岛国两大中文系的“镇系之宝”，南大有泰山王叔珉，新大有北斗饶宗颐，“南王新饶”，坐镇两大中文系，一时无两。他们扎实渊博的学问，国学界早有公断，无需赘言。我当时初叩学术之门，对大学问家研经铸史的能耐，心醉神迷，渴望能负弩前驱，向他们讨教书海行舟的点滴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