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盒艺术总监及官委议员郭庆亮:改变政策从文化开始

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有一段时间没有戏剧艺术表现,这是因为他目前正在“从政”——自他担任官委议员至今,已一年有余。联合早报记者在日前国会召开期间专访了他,请他分享暂时脱离创作、投入政坛的感受,他也开诚布公地谈论他所关注的各项议题,身为“少数族群”一员的他,希望以自己的声音为其他“少数族群”发声。

……一个民主制度里头,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得接受很多的提问,得好好去说明、去帮助国民理解这些议案,毕竟这些议案变成法案后,会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

和郭庆亮的采访,约在3月初一个大清早,市中心里连锁咖啡店还没开张;他只能在这个时间受访,因一小时之后,他得到国会里“开工”。

一杯咖啡在前,他聊起了那几天的行程:“比如说财政预算是2月21号给的,仅有5天准备,要研究预算案,跟不同人谈,决定在预算辩论时是否说话,说话得准备稿——这是针对预算案。针对每个不同部门,也要想问题、写稿,我算过,差不多要准备38分钟的稿。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收集,现在是要组织要写。”

政治和艺术固然不能类比,但就具体流程来看,他这份官委议员的工作在程序上跟艺术创作倒是很像:想、问、写,还有田野调查。别忘了,他既是官委议员,也是戏剧团体戏剧盒的艺术总监。

“为国会做的调研和艺术调研有相似性。调研有几种,一种是从宏观角度看趋势、数字、导向,这样的调研多落入科学化的数据收集,或者会忘掉这些政策的改变都跟人有关系。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除了看趋势,也要看人的故事。这种‘以人为本’的做法,很多时候是我们剧场工作的方法,看人的状态,看人怎么样去面对事情和问题,才能再去看政策要怎么改变。这一年来,我一直想的是,政策改变必须从文化角度着眼,而不是单从管理方面入手。”

一般人把“文化”往“艺术”的方向推,以为文化只是文艺的分支,是艺术的是文绉绉的,郭庆亮说:“文化涵盖的层面是很大的,我们的社会构造、政治运作、经济发展、环境变化、传统保育,这些有形无形的都是文化。”

他接着说:“拿上次的人口白皮书来说,政策的切入点是说经济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后来发现从基础建设、社会结构、社群改变来看,任何一种调控都形塑着新加坡的文化,我们的一切都是受影响的,不仅是经济。”

“政治小学生”的寂寞

郭庆亮呷了一口咖啡,笑言自己是国会中的少数,他说在国会里,很多时候在谈经济、谈数据,比如水问题,水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接着计算出到底会如何影响生活费,衡量大家是否能承担。“我想说:是这么简单的吗?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问题早就解决了。每次我们听到新加坡人最担忧的是生活费,我想,我们一直在解决经济问题,可是经济一直成长,我们却一直担忧生活费?真的只是经济的问题吗?我认为经济是文化的一部分,经济只是我们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要最先处理的是文化,从文化的角度去处理经济、民生等课题。”

郭庆亮在国会辩论中。(取自电视画面)

坦言国会中跟自己提出相同观点的人不多,郭庆亮又笑:“不懂寂不寂寞,该做就做咯。”

“政治小学生”郭庆亮说若非进入国会,还不明白国会议程是什么,包括自己在内,他认为整个新加坡国民都缺少一定的政治教育,而国会议程之迅速,至今令他惊讶。

他说:“国会议员们一个月里大概见面一天或两天,每天开会6到8小时,有时,一天内就能通过三个法案,我觉得很不可思议,通过率太高了吧?我自己每次看一个议案,都要花很长时间,研究每个条款,逐字逐句找律师来帮我解释,研究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而在国会里,通常一到两个小时的讨论,然后表决,议案就通过了。除了由于执政党的席位居多,反对声也不强,我们的公务员在尾端也做了很多案头工作,但一个民主制度里头,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得接受很多的提问,得好好去说明、去帮助国民理解这些议案,毕竟这些议案变成法案后,会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国会里的辩论,最重要的是让国民知道一个议案背后的影响和意义,我觉得这个层面我们做得不够。”

郭庆亮正在学着适应国会生态,他开自己的玩笑:大概这两年半后,刚刚学会就离开了,也可能都还没学会呢。

“我跟其他官委议员组成了中间群体,像互助组(support group),在执政党和反对党中间,我们两面都看,我们是无党派人士,要左右逢源。”郭庆亮显然学到了一些。

担任官委议员已有一年多,来自艺术界的他,能在艺术与政策间直接架起一道桥梁,他关注的议题多元,艺术类确实占了不少,很多都得到对当局反映和协调的机会。

比如,去年上任后,他做了一系列咨询,讨论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拨款架构,然后做了一个报告,转达给艺理会,艺理会针对报告做了部分更改,报告中还有其他部分,接下来会再做调整。

把经历当艺术实践

“我一直在想,要把国会议员的工作稍微改变一点点,当然,不同议员都有不同做法,对我来讲,因为我是艺术工作者,我在工作方法上,重视的是关系美学(relation aesthetics)——说白了,就是聆听跟对话。”郭庆亮直言意在把自己当国会议员的经历,当作一个艺术实践,“要在不同场合里制造对话与聆听,这一年来我在艺术界内做了很多对话,收集艺术群体的声音,同时创造一些管道,让不同决策者跟社群又有对话。”

艺术界有个长久存在的现象,是郭庆亮非常关注并想急切带来改变的——独立艺术工作者的存活。

郭庆亮(左二)导演的《明天》,他走入社区充当聆听者,找来平民百姓参与演出,让他们说、演自己的故事。(档案照)

郭庆亮指出,在艺术界工作超过10年,有一定艺术资历和从业经验的独立艺术工作者,所获得的资助很少,他视这一部分人为mid-career artists,甚至也包括了独立剧团,每年只能领从3000到3万元不等的展演补助(presentation grant),要不然,就得成为大团,去领主要拨款。“对于一些成立了10年的小团,不想成为大团,怎么办?这个拨款架构里显然有个空洞:就算拿到3万也做不了多少事,这些艺术工作者从艺多年,却只能像新人一样受制,或者有人说,可以去申请15万的项目补助(production grant),但这份项目补助一年才颁10份而已。你要看我们这50年的艺术发展,从80年代到现在30多年来,累计了多少四五十岁的艺术工作者?他们年龄跟我是一样的,假如我现在独立出来,我就没有地方可去了。”

他说,总体而言,本地艺术环境不利于独立艺术工作者的生存,因不在一个团体或机构里,就不好“管”。郭庆亮说:“这跟新加坡整个经济、文化结构有关,你看,又回到文化了,我们是一个以经济为主要推动的国家,经济社会或商业环境里,看的就是公司商家,所以有关单位宁愿相信一家公司,也不相信一个个人。”

“还有舞者,独立舞者有很多问题,主要是他们的经费,他们可以连排两个月的舞蹈,却只拿50块,有的大团给得多一点。成为一个舞者,自小就接受训练,身体遭受很多折磨和压力,到30岁就无法跳了,前面10年或20年是光辉期,但年轻时一直没有拿到钱的话,之后能有什么储蓄,他们也少有公积金、保险,受伤怎么办?不能跳时,怎么转职呢?这都是很大问题。”剧场出身的郭庆亮,对独立舞者的短暂艺术生涯深有所感。

记者说:“你以前也讲过‘苦苦挣扎才是艺术的道路’。”

郭庆亮说:“是,我依然这样觉得,不过,如果挣扎到连医疗费都付不出的话,那真是有问题了,福利保障一定要有啊。”

从政就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拨款话题上开了头,郭庆亮继续谈了下去:“艺术拨款给了我们很多的本地艺术家,其他一些少数群体的文化活动,比如‘移工’,移工组织如果不是本地登记的,他们是拿不到钱的,比如孟加拉报章组织Dibashram,他们每个星期都在办很多文化活动,他们办的诗朗诵,很受理工学院学生欢迎,当然他们不能跟大诗人相比,但他们用心写出的诗,有些真是不错。”

郭庆亮(左二)在他主导的论坛剧场《土》上,演员多是女佣、建筑工人等。外劳生存状况是郭庆亮关心的议题之一。(戏剧盒提供)

郭庆亮语气中明显听得到失落:“他们是新加坡整个社群的一分子,当排外的社群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新加坡人,不能给你钱’……可他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团体或机制,去帮助他们。”

记者问为什么他用“移工”这个词,这是台湾较常使用的词汇。郭庆亮表示,“移”更能说明他们的状态,他们是移动的一群人,是流离失所的一群人,是遭不公平待遇无法发声的一群人。

诸如此类,很多已提的和未提的议题,在郭庆亮脑中盘旋。

“现阶段,做议员花费我很多时间,有很多会议、面谈、讨论、誊写。本来这两年是准备休假的,在当议员以前已决定休假,跟戏剧盒请好了假,才当上议员。我太太就常常明知故问地笑我:‘不是说休假吗?怎么比以前更忙了?’”

郭庆亮总结道:“我的感觉是不虚此行。尽管我还是不太适应,好像一对一的谈话我会比较舒服,在大庭广众发言,不太符合我的本性。但既然当了国会议员,我就以自己的方法,把拟定的东西完成——我把这个人生经历当作艺术历练。”

创作上,郭庆亮仍未放手。他在跟戏剧盒讨论做一个大型节目,创作自去年便进行着,此外,他也在准备回来后要做的几个戏的调研,海外邀约也有,今年,还会跟跨文化戏剧学院(ITI)的学生排戏。

“以后不会继续从政,就这两年半了。”他最后说。

这像他留给自己的一句激励,来这一遭,就要尽自己的本分,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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