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学流传 口头而非书面 访美国汉学家 柯马丁教授

美国汉学家柯马丁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早期文本的形成。他提出的中国早期的文本不是以书面形式传播，而是以口头文化、仪式表达流传，在国际汉学界引起很大的关注与争议。

他说：“在我认识的古代文明中，书写的发明并非为了文化上的，而是为了经济、行政、法律，以及更后来的历史方面的目的。文化上最重要的文本总是来自记忆，而不是书面文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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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柯马丁教授（Martin Kern）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研究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宗教，以及古代、中古中国艺术，尤其致力于研究中国早期文本的形成。他提出的：中国早期的文本不是以书面形式传播，而是以口头文化、仪式表达流传，引起国际汉学界很大的关注及争议。

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的柯马丁教授，也是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访问教授，他将于本星期六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发表专题演讲：《从表演到文本：中国早年诗歌及诗人》。

柯马丁教授曾在北京大学留学，为中国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教授高足。他除了活跃于欧美学术界，也是中国学术圈常客，经常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

柯马丁教授以英文回复联合早报记者电邮访谈，提到袁行霈教授的启发和影响时，感激之情流溢字里行间。柯马丁说，1988年底或1989年初，经过介绍他认识袁行霈教授，很快的，袁教授邀请他每星期一次到他家里，参与其他两位外国留学生和一组博士生的学术讨论。

他说：“在我们大多数的聚会上，我们读《世说新语》，有时也读古诗，袁教授严格要求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和诠释。但他并不“保守”或“传统”的重复旧思维。 那时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所知不多，但着迷于唐代诗人李贺。即使我是一个初学者，文学知识有限，袁教授仍邀请我在他的讲座中发表有关李贺的演讲。我那次的演讲应该不成熟和肤浅，但袁教授以高度的兴趣和耐心聆听，他脸上有一种善良和理解的笑容。我想他是想支持一个真诚的喜欢中国诗歌的外国人。”

柯马丁教授认为，袁行霈教授对他的影响不仅来自“技能”上，而是袁教授整个的个性特质：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他的好奇心和广泛的世界文学知识；他的生动和原创的思维，他创造性地将传统学术与新问题和比较思想结合起来；他美妙的幽默，甚至他的善良和慷慨。

他说：“在我心中，袁行霈教授代表文化中国最理想的方式。我在北京的一个公开演讲中曾说到，这里有‘多个中国’，但我最爱的中国是“我的老师的中国”，我的老师体现的中国。”

柯马丁教授主要著作包括《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同时受学界关注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开章《先秦西汉文学》也由柯马丁教授执笔。

柯马丁教授的周、秦、汉代文学研究之路走得并不直接。在大学里，他学的是德国与中国文学，最初是对1980年代的当代文学感兴趣，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非常充满活力的时代。柯马丁教授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是在北大留学之后，并回德国写硕士论文，他写了六朝文学。后来之所以研究更早期的中国文学是个意外：在一个唐代诗歌研讨会上，他为李白的《天马歌》着迷，当他研究《天马歌》的创作背景时，开始认识到西汉汉武帝时期创作的，用于郊祀仪式中的乐歌《郊祀歌》，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1997年柯马丁教授到美国后，开始研究先秦文学，最初是研究礼仪与诗歌的关系，渐渐的扩展到早期中国文学的广大世界，以及发现研究的无限可能。

他说：“什么是文字？什么是作者？文学如何创作？怎么流传？书写、口述和礼仪表演在文学中扮演什么角色？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但很少人研究，也很少人了解。所有这些我提出的问题，和其他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是一样的。”

柯马丁教授坦言，他对古代文学传统的比较研究有根本的兴趣，他说：“我的研究仍然聚焦中国，但我的许多问题和观点都受到其他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启发。”

在柯马丁教授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中国早期的口头文化和书面文本的关系，并积累研究心得，认为先秦文学主要靠口头传授等原因形成。柯马丁教授说：“在中国早期文学研究里，这是最难及最有争议的问题。很多学者相信，古代文本是以书写流传及传播下来的，学者们相信，书写是一种更受尊重的文化表现形式，因此重要的文本也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写下来。当我质疑这种想法，学者们甚至认为我批评或贬低中国古代文学。首先在我认识的古代文明中，书写的发明并非为了写下文化上最重要的文本，它的发明是为了经济、行政、法律及更后来的历史方面的目的；文化上最重要的文本总是来自记忆，而不是书面文本库。更有趣的是，它作为一种活跃的生活文化传统，不断被记忆、体现和表演。我认为，中国早期文学也是如此。”

柯马丁教授认为，单一文本不是由某个作者一次性完成，它被不同的人不断记住和记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变化和演变。

他说，同样的文本有不同的版本，例如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子胥就有不同的故事．他又以《诗经》中的诗篇《蟋蟀》为例子，这首诗与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蟋蟀》相较，两个版本的《蟋蟀》有所不同，“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

柯马丁教授说：＂我已经开发两个新概念：文本资料集（textual repertoire）与合成文（composite text），通过它我可以看到和理解先秦的文本。存在的文本不只以某种形式生存，它可以以多种形式组合和重组，借鉴一批文本资料（textual material），包含想法和文学，这也是人们在他们脑海里记下的。单一文本可以存在于许多不同的版本中，因此，每个文本都是合成（composite）。因为它从不同的文本资料，以不断的新形式重新创建。”换言之，根据不同材料编合而成合成文，是没有单一的原始来源的。

所有这些都和口头“合成”、口头表演和口头传播有关。当然，它也和“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有关。这并不表示文本没有写下来，但它意味着，文学文本的存在，书写文本并不是主要的或最重要的。

柯马丁教授说：“中国古代文学远比只有读者和作家的文化更为活泼生动。”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对诗的本质的认识，《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有“诗言志”这一观念。过去一般认为，“诗言志”意指“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又说，诗与志、诗与情可同义通用，志与意含有现代语所谓“情感”。

柯马丁教授是当前研究《诗经》的重要学者，曾经对《诗经》文本作出系列分析。在他看来，先秦“诗言志”的“志”不是来自原作者的“志”，而是来自背诵或表演诗歌者，这种情况在《左传》《国语》中比比皆是。其次，“志”也是人的“情感”，但不是指主观上的情感，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个人的情感。

他认为，“诗言志”中的“志”，指的并非“志意”，而是“被记住的”；而且不属于个人记忆，而是集体的，共享的“文化记忆”。诗的文本不來自于个别作者，而是集体的声音；诗也不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反映社会上共享的人情；不属于个人的文本，而属于公共文本。

柯马丁教授认为，《诗经》是“文化记忆”的文本，它是过去的诗歌，这也是它之所以重要。因此，当我们引用孔子的名言“述而不作”，孔子明确说的是“文化记忆”。事实上，在早期的中国，“述”比“作”重要。因此孔子说的“述而不作”，并非因为谦逊，而是指出“记忆”的重要。

由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该书中译本简体版于2013由三联书店出版。

《剑桥中国文学史》由西方一群汉学家及学者分章撰写，包括柯马丁、艾朗诺、王德威、奚密、石静远等，由柯马丁教授负责撰写的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获得学界不少好评，一般也不否定其新锐观点。

柯马丁教授说，最初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请他写一小章的“先秦诗歌”，他反对这个想法，在他看来，不了解全部先秦文学，不可能了解先秦诗歌。不了解先秦文学的研究、编订及经典化，尤其是西汉，也不会了解先秦文学。因为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很多是在西汉时代整理出来的，因此写中国早期文学，必须连通秦与西汉的思想脉络。他由此向孙康宜教授建议，愿意写一大章有关早期至西汉的文学史。孙康宜教授及宇文所安教授都同意这个建议。

柯马丁教授谦称，他并不完全满意这次的成果。他说：“我希望可以用更多篇幅描述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之美。然而，根据我对文学史的了解，我最重要的任务不只是列下一系列作者及其作品，而是分析文学实践的整体发展，能促进文学发展的机构等。因此，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不是写‘文学史’，而是将文学放在历史中，为此，我宁愿拥有更多篇幅，但我的章节已经很长了，不允许更长。”

作为《剑桥中国文学史》作者之一，柯马丁教授在谈到此书的评价时说：“我从网上看到一些中文书评，许多是相当正面的。有一些读者批评它不够‘守旧’和传统。它没有重复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也有的批评不够新意和不够‘不同’。在我看来，文学史总是在不同的方法妥协：有传统知识的要素，有新的观点及新的理解。

柯马丁教授也指出，这本文学史不是写给中文读者而是给西方读者看的，因为那时还没有一部中国文学史以英文书写。

除了专家之外，该书面对了更广泛的一般读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传统和保守的。柯马丁教授也因此在负责的章节里，非常有意识地选择相当保守的做法。他说：“我本可以有更极端的方式，我的新书‘Texts, Authors and Performance in Early China’（中国早期的文本，作者和表演）将会更为极端和创新。”

柯马丁教授说，《剑桥中国文学史》有义务提供可靠的一般知识，同时也介绍一些有别于传统中国学者的观点，例如宇文所安提出的“文化唐朝”的观念，就远大于“唐朝”。柯马丁教授也在西汉与东汉间做了切割，而不是重复旧的想法，称之为“两汉”。他说：“在我看来，这是完全误导的，西汉和东汉在文化和知性上，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类似的例子在《剑桥中国文学史》里有很多。当然，由于它由不同学者执笔，风格并不统一，撰写的不同学者也呈现不同的风格和叙述面貌。”

柯马丁教授主讲：

从表演到文本：中国早年诗歌及诗人

日期：8月12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3时至4时30分

地点：大巴窑北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

讲座主席：游俊豪副教授

（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华裔馆馆长）

讲座由《联合早报》、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中文系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主办

柯马丁教授英文演讲：

The Rhythms of Memory:

The Poetr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a

记忆的诸种节奏：中国古代诗歌

日期：8月23日（星期三）

时间：下午5时至6时30分

地点：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礼堂

讲座主席：陈金梁教授（南大文学院院长）

讲座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华裔馆、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主办

关于柯马丁

1962年生于德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2015年当选美国哲学院院士。学术期刊《通报》《中华文本的历史研究》《东方研究手册》主编。

著有《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编有《早期中国的权力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中国政治哲学的起源：〈尚书〉的构成与思想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