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于坚:诗是伟大的抵抗

中国诗人于坚20岁开始写诗,1994年发表的长诗《0档案》被誉为现代汉语的里程碑。于坚获奖无数,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散文奖等,今年初他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他认为,诗与全球化的方向背道而驰。在这个时刻追求日异月新、升级换代、进步的时代,诗是一种伟大的抵抗。

暂时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座位是暂时的/时间是暂时的/这个航班是暂时的/这个邻座是暂时的/上帝是暂时的/单位是暂时的/职业是暂时的/妻子和丈夫是暂时的/时代是暂时的/活着是暂时的/还有更好在前面/更好的位子/更好的伙食/众所周知/更好的日子/更好的家/都在前面/焦虑的羽毛/为了投奔天空/拍卖了旧巢

——于坚《飞行》

回答提问时,诗人于坚引了他长诗里的一段,描述当今时代,侃侃而谈诗如何反抗时代的迷惘。

来临9月,于坚应新加坡华文诗人大会邀请,首次來到新加坡,担任大会主讲嘉宾。

因为在微信上结识本地诗人周德成,促成这次新加坡之行,于坚说:“互联网真是好东西,像天空一样将世界联系起来,一切围墙都失效,互联网的诞生令人类像重新被释放的鸟,这是技术带来的美好进步。新加坡环绕着大海,这是最吸引我的。我此前对新加坡的诗歌不太熟悉,只是知道那是一个有诗人的地方。没有诗人的世界是无聊乏味的世界。”

恍兮惚兮,其中有象

于坚是少数较活跃于台湾文坛的中国大陆作家,他曾获第14届联合报文学奖新诗奖。他还记得当时的评委有洛夫、痖弦、商禽等诗人,他非常在乎该奖项。对他来说,未曾遭遇文革浩劫的台湾仍继续着一种正常且古老的汉语。

于坚崇尚“消极”,并在台湾找到共鸣,他说:“我在台湾最深刻的感受是,那是一个充满消极之人的地方,谦卑是常态,温文尔雅,文质彬彬。我一生都处于咄咄逼人的、狂妄自大的积极分子的包围中,生命是一种传奇,段子、恐惧和说谎。我向往的是那种消极的,地久天长的庸常而诚实的生活。”

这也是他的诗作致力于表现的。

于坚195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幼年听力受损,16岁被分配去工厂当工人,20岁开始写诗。

他形容工人的生活让他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与存在主义者。

“国家教育里充斥着本质主义,在工厂你必须挺身向世界而出,劳动不是观念,身体必须时刻在场。一方面你得遵守操作规则,一方面你也得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否则太危险了。我想我诗歌的身体性就来自这种生活经验。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我不喜欢那种只是恍惚的诗,其中有象,象就是身体。私人的,地方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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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档案》被誉为汉语诗歌里程碑。(受访者提供)

1985年,于坚与韩东等人创办诗刊《他们》,提炼民间日常,强调口语,形成诗坛新力量。他的《尚义街六号》发表后震撼诗坛,1994年发表的长诗《0档案》更被誉为现代汉语的里程碑。

于坚获奖无数,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散文奖等,今年初他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

此外,他也是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摄影师、纪录片导演,作品《碧色车站》曾入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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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获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网络照片)

借于坚到访新加坡的机缘,记者通过电邮做了采访。于坚的答复脉络严谨,为了不失其原意,遂以问答的形式呈现: 

诗是一种非常道

记者:您认为诗可以团结,可以招魂,这么说,诗虽然出自个人手笔,那它必然隐含某种“大我”的精神吗?您说写诗不是辞藻游戏,我们能理解为“文以载道”吗?

于坚:是的,文以载道。但在20世纪的语境中,道早已不是大道,道被实用化、狭隘化、观念化。道似乎就是某种意识形态、意思、意义、主题。

道,是某种不可知的对人本具的宗教性,超越性的吸引、召唤、升华,人总是通过语言去持存它,道的吸引令人获得存在感,获得生命的动力。

道可道,非常道。诗就是一种非常道,语言之上的语言。诗不是确定,而是对不确定、不可知、神性的语言持守。

诗与全球化的方向背道而驰。全球化要量化、模式化、标准化、透明化世界,迷信未来。

诗处理的是经验、记忆。

诗总是重返开始。

孟子说,修辞立其诚,充实之谓美,美不是装饰修辞,而是诚在语言的中生发的魅力。道法自然,师法造化,吾丧我,齐物。诗是一种不可知的、神秘的宇宙能量的语言转化,通过有效的语言将不可知的魂灵性、神性力量转移到生命中,远古的面具、图腾都是这种转移。诗是更高级的转移,根本性的转移,语言是一种元隐喻。

文胜质则史,这个转移经常被过度的修辞中断,修辞不立诚,诗就被修辞遮蔽,文明就不明了,这是中国晚清的状况,新诗的发生就是要重获语言的原始能量,越过隐喻的沼泽,回到直接。

礼失而求诸野,可以视为一种修辞的循环。

我们时代是一个做作的时代,求诸野,就是重新修辞立其诚。诗领导生命,诗是通过语言对灵魂的勾引。就汉语来说,诗人们已经写了五千年,今天诗人的那一套,依然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申明的那一套,兴观群怨,迩远、多识。在这个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在追求日异月新、升级换代、进步的时代是一个奇迹,也是一种伟大的抵抗。

今天,诗的宗教性日益彰显,它一度在文明中趋于晦暗,过度的修辞令世界遗忘诗的魅力所在。道成肉身,道正在失去诗这个肉身,道越来越成为一种修辞、象征性的说法。

本雅明说,这是灵光消逝的时代,我以为,灵光被陈词滥调的修辞遮蔽着的时代,也是灵光重新黎明的时代。文明,以文照亮。文明总是在光芒稀微的时代才开始觉醒、反省。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何处去?”

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更迷惘,世界已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道,美国人指出的方向是月球,这是一个数据化的技术性方向,无德。对此,世界许多古老的文明半信半疑,我以为拯救会来自那些被现代历史遮蔽着的古老文明。

过度后现代是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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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新作《闪存》与《朝苏记》。(受访者提供)

记者:现代主义要摆脱宗教,后现代主义又试图反抗现代主义,在艺术表现中,诗往往走在最前端。有人说这个时代是“后真相”时代,诗还能为人们提供真相、批判社会不公、追求民主自由吗?

于坚:诗的真相不是现实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精神真相。诗是一种元隐喻,所以如何摆脱隐喻直接关联,一直是诗人的亘古焦虑。诗是隐喻的,这是它的宿命,因此诗一直渴望直接说,但是直接说,过度的话,又会令语言成为工具而失去存在之美。

屈原曾经提出“美政”,可以把政理解为现实,如何美政,这是诗人的原生性焦虑,没有这种焦虑,也就无所谓诗。这种焦虑在那些将诗视为宗教的诗人那里最强烈。

救世是诗人的天赐使命。孔子赋予人“仁”这个界定,就是暗示着救世,创世。这个时代玩世不恭,人沉沦,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一切上失去德。德,升也,德就是超越性。天地无德,人有德方为人。孔子强调人就是仁者。仁就是第二个人,第一个人是兽人,兽人是黑暗的,仁者是文照亮的,人是通过诗升华于物的超越性之人,摆脱物化的黑暗。

所以,不学诗,无以言。在孔子那里,人就是诗人,诗人不是职业。那些写得最好的人,就是超人,圣人、得道获救之人。在中国历史上,李白、杜甫、苏轼都被视为活生生的圣人。贾岛被称为“贾岛佛”,苏东坡被黄庭坚尊为尊者。在中国,圣人不只是最后的晚餐那张桌子上的12个,中国圣人揣着诗囊行吟在大地上,在民间。

有个故事,白居易被强盗抓住,强盗偶然知道他是“江州司马”,即刻下跪。

道在屎溺,但道不是屎溺。过度的后现代反而是一种媚俗。后现代本来要解构的是政治正确冒充替天行道的伪善说教的毒,但过度,偏离中庸之道,它自己就成为潘多拉盒子,剧毒。

这个时代的精神真相是对进步的厌倦,对“去终古之所居”,对经验和细节日益消亡的迷惘、恐惧。我们都成了以色列人,正在跟着那个叫做现代化的摩西穿越红海。人再没有黄金时代的那种对时间的信赖。天长地久不存在。

诗人应当从此在出发

记者:您之前曾评论微软小冰这个人工智能“诗人”的作品,其文字之陌生化、断裂化一如多年来诗人之间的文字游戏,不足道之。这是不是意味着,诗人更应该采用在地化、生活化,且富于内在逻辑的语言来写诗?

于坚:诗人应当从他的此在出发。一切伟大的写作无不是此在的写作。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乔伊斯、普鲁斯特、弗罗斯特、拉金……无不是故乡作家。与中国20世纪盛行的“故乡批判”的写作完全不同。新文化最终导致中国大陆的大拆迁,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彻底的怀疑、不信、不敬。

未来主义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的写作。伟大的作者都是存在主义的,道法自然、师法造化、无我之镜(王国维)的。我们今天的命运是一种屈原式命运,“去终古之所居”。我们每个人都被现代化绑架、流放了,无论你闭不出门还是在世界的某夜奔走。写作的悲剧性使命是在语言中重建故乡。

内在的逻辑性,这个与我的想法相似。在汉语这种感性语言中,创造一种汉语式的内在逻辑性,或者说是叙述,是汉语写作的现代性所在。写作不仅仅是换词,更重要的是“说词”。如何说,而不在于说什么。修辞与说词不同,修辞是一种遮蔽,对语言的不信任。孟子早就提醒“修辞立其诚”,他意识到修辞的危险。说词则基于对语言的信任,语言即存在,语言总是像宇宙一样,隐含着无限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对语言要信任,居敬。今天许多写作修辞泛滥,名不副实成灾,因为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对汉语的怀疑至今没有完全消除。

语言是一种行动

记者:《0档案》被誉为现代汉语诗的里程碑,它的情景仿佛也能用于当今信息严密被监控的时代。“非人化/物化”是人类逃避不了的命运吗?

于坚:这首诗开始于1989年。最初是一个草稿“一份物品清单”,写了几十行,我就搁下,那是6月。1992年前后,我找出这个草稿,读了几行,忽然一亮,我知道我要写什么了,重新写。语言就是存在。

《0档案》,是0,不是零。这是一个小词库。我曾经于这种噩梦般的语词牢狱中。这首诗是一座语言监狱。这头语言怪兽吃掉我的青春和少年。悖论是,噩梦比美梦更有活力,更刺激,更有在场感。文革语言的贫乏、残忍、霸道,反而刺激我对汉语、对文的崇拜。

汉语的神性我是在1966年8月的一个下午,目睹狂欢中的红卫兵烧毁图书馆的藏书时觉悟的。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有部电影叫做《索多玛的一百天》,《0档案》恐怕就是那种感觉。

我戏仿文革语言的冷漠、机械、单调、毫无诗意,我戏弄了它,赋予它一种它本不具的幽默感。这份档案后面躲着的庞然大物其实是一个小丑,虽然它一贯将自己打扮成巨人。

对这首诗我谈过多次,我无法清楚地谈论它,这是一个场,一种语言的祭祀。我创造一个氛围,进入这首诗,就进入一种语言恐惧,一场语言噩梦,语言的枯燥乏味。语言是一种行动。

于坚将参与9月2日(星期六)早上8时至晚上9时30分的“第九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地点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活动由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主催,新加坡五月诗社主办,本地多个文艺团体协办、支持,并获国家艺术理事会赞助。详情可上网(www.facebook.com/sgmaypoetry)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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