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舞蹈剧场艺术总监 谢尔根谈30周年 30岁的焦虑

新加坡舞蹈剧场今年成立30周年,艺术总监谢尔根没有想象中的欣悦。他说:“我们尽所能支撑着,我的负面情绪来自如何把舞团带往更高层次的焦虑。”

一个人步入30岁,一般印象是风华正茂,拥有敏捷思维、长足远见,岁月带来的情感体验和社会积累,让他能迈向更丰美的人生阶段。一个30岁的舞团,是什么样?

新加坡舞蹈剧场今年成立30周年,这个本地最大专业舞团的艺术总监雅克·谢尔根(Janek Schergen,65岁)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没有想象中为而立之年“儿女”庆生的欣悦,反而忧心忡忡:“我想我们触到了玻璃天花板。”

20180416_lifestyle_dance5_Large.jpg
 舞蹈剧场30年来团体壮大,实力增强。(林国明摄) 

削减赞助下的成长

谢尔根说的“玻璃天花板”, 指国家艺术理事会将一些艺术团体的拨款减少10%,包括舞蹈剧场。

他疑惑:“怎样在赞助削减情况下,实现团体成长?当然,当局给出的说法是,可寻求其他赞助;但本地商业集团定期赞助已无增长可能,许多大型跨国集团区域总部不设在新加坡,无法从跨国集团得到赞助。资源太少,我们每年把国内演出场次提高到最多,一年六个主要演出季;今年演出更多,本地市场已不能实现盈利突破,如果在一个大国,还可在不同城市巡演,现在只能去周边国家,比如3月底刚结束的马来西亚巡演。”

20180416_lifestyle_dance1_Large.jpg
 2000年舞蹈剧场演出亚士高编创的《红舞鞋》。(舞蹈剧场提供)

海外巡演看似风光,其实花费更多,尤其是大团。即使去马国如此近的国家,也要付表演费、签证费、物流费等,更不提远的地方。海外巡演对多数本地舞团来说,充其量是赚得声名。

为筹措资金,舞蹈剧场近年举办年度筹款晚宴,4月6日的2018年度筹款晚宴,筹得30余万元,对舞团营运不无小补,却谈不上助益甚巨。

谢尔根说:“我们尽所能支撑着,我的负面情绪来自如何把舞团带往更高层次的焦虑。”

20180416_lifestyle_dance2_Large.jpg
2010年舞蹈剧场演出巴兰钦的《小夜曲》。(Dennis Ng摄) 

从吴素琴和邓添福联合创团至今,舞蹈剧场成为拥有近40名舞者的实力舞团,呈现经典和原创作品200多部,屡受国际权威舞蹈艺术杂志褒扬。没想到,30年过后,现任和首任艺术总监的忧虑,竟有相当程度的相似。

吴素琴说:“舞蹈剧场刚创办,很难想象我们只有七位全职舞时者,场地陈旧不堪,雨天总会漏水。我和邓添福抱着一步一脚印的信念,和团员坚持苦干,因为我们知道路要一步一步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对未来充满希望。当然演员人数受限制,在剧目选择上受限。经费更不用说,每年都是最让人忧心的问题。”

实现现场伴奏

谢尔根对记者说:“我最大的目标很简单:有现场伴奏。这个目标五年前我就跟你提过,今年年底演出终于得以实现。”

12月圣诞档的古典舞剧《睡美人》,舞蹈剧场将和大都会管弦乐团合作。“请一个乐团似简单,但演出和排练期间要支付指挥和数十位乐手的花费不少。”

20180416_lifestyle_dance3_Large.jpg
 2011年上演吴诸珊编排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陈业兴摄) 

外行人可能觉得有无现场伴奏没什么大不了,听录音配乐也很好。但对芭蕾舞团来说,现场伴奏最能体现舞剧诚意,能从美感和精神上提升观赏体验。音色、声效、节奏都是表演的一部分;同一舞者同一出剧,不同场次在伴奏下发挥不会一模一样。高水准现场演奏对舞者的情感激发是即时而重要的,现场演奏也可配合舞者在动作松弛、高低和速度上调节,有经验的舞者甚至能在和乐手培养出默契后,带来更个人化更灵动的表现。

“你看过国际名团使用录音吗?”谢尔根问:“有一部分名编舞家,根本不和没有现场伴奏的舞团合作;没有专业舞者喜欢跟着录音跳舞。”

他说,亚太区域叫得出名字的芭蕾舞团,都下设乐团或现场伴奏,中国大陆、香港、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该有的都有。“我们今年先试试看,这条路一走,就回不了头,但不能老提目标,却不去实现。”

要让亚洲舞蹈有新生机

谢尔根另一目标,是在编舞上求创新。“看着眼前这么好的舞者,必须让他们跳好的、新的作品。一般上,国际编导对每支新创作收取的演出许可费,在1万5000至2万5000元之间;但不论多出名的编导,我们每次都把费用压在1万至1万8000元。我一直东求西求,请人帮忙,基本上每年来团里编创的名编导,都是我动用私人关系请的。这能坚持多久?”

谢尔根另一身份是吴诸珊与罗伯特迈吉基金艺术总监,负责发放编舞赞助,不少编导因这层人情世故,献出佳作。

20180416_lifestyle_dance4_Large.jpg
2012年谢尔根编排的《天鹅湖》。(Dennis Ng摄) 

舞蹈剧场目前有九名土生土长本地舞者,其中两名是男舞者。舞团近年来也演出更多亚洲编创或东方风格作。“有人疑惑,一个西方人如何让舞蹈剧场变得更新加坡,更亚洲?很简单,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很有意识:我带领的是一个新加坡舞团,我要发掘新加坡舞者,要让亚洲舞蹈有新生机和动力。”

他顿了顿说:“很多人没意识到,吴诸珊其实是第一位在国际舞坛闯出声名的华裔编舞家,他是新加坡人,可以说在他之前,没有华人编导有此声望。”

傻傻地爱新加坡

吴诸珊,本地已故舞蹈家,吴素琴之弟,一生创作近40支作品。上世纪70年代到欧美发展,曾任华盛顿芭蕾舞团驻团编导和副艺术总监,并与全球数个名团合作编创,《纽约时报》舞评曾多次提及他的成就,将他和乔治·巴兰钦、伊利·基利安并列,称他们为芭蕾新古典浪潮缔造者。

谢尔根80年代时便是吴诸珊的芭蕾导师。“我和新加坡千万缕的感情,可能始自我和吴诸珊真挚的友情和我对他才华的景仰。”

谢尔根生于瑞典,成名于美国,做过华盛顿芭蕾舞团的芭蕾导师,也曾在瑞典皇家歌剧团芭蕾舞团、挪威国家芭蕾舞团、美国匹兹堡芭蕾舞团等舞团担任编导。在国际及本地舞蹈界经验及人脉丰厚的他,接替吴素琴担任舞蹈剧场艺术总监是不二人选。

20180416_lifestyle_dance6_Large.jpg
谢尔根年轻时是优秀芭蕾舞者。(受访者提供)

任艺术总监10年来,谢尔根说不时有放弃职位的念头。“但如果我真想走,早就走了。舞者把他们的年华和事业托付给我,我必须为他们付出我的所有。一场美好的演出,对观众来说,是美好的享受;对舞者来说,是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说,是美好的工作。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能更努力一些,美好的程度会更高。”

谢尔根笑言,这世上老傻瓜最有价值,自己就是一个。“我傻傻地爱新加坡,爱舞蹈剧场,爱每个舞者,大家都知道。”

他坚信:舞蹈剧场应是新加坡芭蕾舞者的家。“今年1月入团的男舞者许伟健是新加坡人,他读完新加坡艺术学院后,去新西兰舞蹈学院深造。我每年都会去新西兰教课,结识许伟健,他希望毕业后加入舞蹈剧场。不只许伟健,我去世界各地教课,都会和在当地学舞的新加坡孩子保持联络,让他们知道,只要成功完成艰难的芭蕾学习,达到一定技巧等级,回新后舞蹈剧场一定有工作等着他们。众所周知,舞蹈系毕业生在新加坡找一份全职工作有多难。”

让孩子们留在家园起舞

舞蹈剧场当时成立,有两个美丽的愿景,一是在新加坡上演具国际水准的芭蕾舞剧;二是让新加坡芭蕾舞者“有家可归”。

谢尔根说:“即使想成为专业芭蕾舞者,也不须背井离乡远走天涯,得制造机会让孩子们留在家园起舞,不必在芭蕾和离家之间取舍——这是吴素琴和邓添福创办舞蹈剧场时,一个极令人感动的心愿,包括吴诸珊在内,他们是新加坡芭蕾舞界先驱人物,他们彼时温情守望芭蕾舞界的明天,也就是此刻,因此家的概念一直融入舞蹈剧场。”

新入团的见习舞者杨蒨蕾对此别有体会,因她的母亲钱小筠也曾是该团舞者,母女隔代同团。钱小筠在受访时说没想过要让女儿走上芭蕾之路,杨蒨蕾也误以为自己并不特别钟情芭蕾,并一度怀疑是否该放弃芭蕾,在母亲帮助下,杨蒨蕾付出加倍苦功,终在舞团博得一席之位。钱小筠说:“我打从心底希望:如果女儿也能入团就好了。但没让女儿知道。”

艺术的价值,不只是感召,还有传承,这是一代又一代文艺巨匠的心血家业。

喜欢老妈子的角色

“吴素琴完成了很了不起的事情。”谢尔根说,是吴素琴勇做开荒牛,自己才能接手耕耘。

吴素琴也很感慨:“30年,任何一个艺术团体坚持这么长时间都不容易,一个团的成功依赖每个人的力量,我感恩在我任职20年期间,一路陪伴和帮助过我们的所有舞团成员和社会人士。我特别怀念当时与我一同创团的邓添福,我们合作的七年是让我非常感怀和珍视的一段时光。”

吴素琴表示,很骄傲和自豪地看到舞蹈剧场培养出多位优秀舞蹈家,更发掘一些舞者的编舞天赋。

她喜见在谢尔根带领下,舞团队伍进一步成长壮大,并有全新的常驻场地。“希望舞蹈剧场作为新加坡重要的舞团,能继续把多元化的剧目带给观众,进一步培养和提升观众的兴趣和欣赏能力。舞团也借此提升艺术水准和能力,在艺术上有更高追求和成就。”

谢尔根说:“我时刻把观众放在第一位,坦白说,有些作品我的确不是很喜欢,但我知道观众肯定喜欢,越是这样的作品我越花心思去雕琢,让观众看不出来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面对观众的需求,我的艺术品位是次要的。”

采访在舞团晚上下班时间,谢尔根穿了紧身练舞裤,一大早来和团员们练功、上课、排练一整天,没来得及换裤子。“你问65岁还练得动吗?照样练啊,我最爱待在练舞室里。”他最后幽了一默:“我像个老妈子一样,打理张罗舞团里外大小事,我喜欢老妈子这个角色。舞团和团员们都是我的孩子,哪一个都得管好。”

舞蹈剧场30周年系列演出活动详情请上网:singaporedancetheatre.com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