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民杂志》与新文学

1914年，孙中山与其国民党同仁在新加坡创办《国民日报》。该报在1919年8月6日停刊。随后，同年10月，《新国民日报》在新加坡创刊。作为思想宣传的报纸，新加坡的《国民日报》《新国民日报》与槟城的《光华日报》都影响新马地区人民的政治思维。然而，《新国民日报》主编张叔耐坚持报章应有的开放性。他在《“新国民杂志”例言》中说，报纸是“开风气的东西”，因此“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他的这番言论强调该报的开放性与中立立场。此立场也给该报带来新的生气。方修特别将《新国民日报》的副刊《新国民杂志》定位在马华文学史中“最适当最鲜明的一个起点”。《新国民杂志》相当重视文学，虽然该副刊一开始“绝大部分是剪稿及文言文作品”，在1920年初，副刊开始出现新诗与小说。到了1922年底，白话文学的文学稿件已经占一半的版位。一年后，刊登的稿件增加一倍，成了此时期重要的文艺园地，同时也是新马华文文学发轫处。

1919年12月底，新华文学的白话文学开始在《新国民杂志》出现，当中，苏厚禄的新诗《懒工的忏悔》与双双的小说《洞房的感想》，成为“新文学”创作开始的平台，《新国民杂志》成为副刊中文学重镇。然而，郭惠芬在分析《国民日报》与《群益报》时特别强调，《新国民杂志》并非马华新文学的起点，指出应该将视角推前至《国民日报》中的副刊《国民俱乐部》，因为该报在五四运动发生不久便有白话文学出现。虽然如此，《新国民杂志》的作用或许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在《新国民杂志》之后，《小说世界》《戏剧世界》《儿童世界》《诗歌世界》等文艺专刊，都接连不断涌现，这亦是《新国民杂志》成功推动新华文坛的后续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