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星虹:守持中文写作

不久前访港,住在香港中央图书馆附近,顺道上去看看。馆内人虽不少却格外安静,感觉真好。细查架上藏书,见到余英时教授的数本旧版著述,都是心仪已久但从未见过的版本,坐下捧读又是一个晚上。

老教授研究的是中国文化思想史,其著述在东西方知识界影响之大自不待言,尤令我折服的还有另一个细节——他自1976年便开始把书写媒介转向中文,通常是以中文撰著,辅之以简单英文论文。迄今他发表的中文著作已逾30种,其中《历史与思想》不断重版,到今年恰好40周年。

对在欧美英语世界做研究的华裔学者来说,数十年守持中文著述谈何容易。余英时自己在一次访谈中也曾提及,西方学术界“长期不承认以非西方语言写出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也“须先有翻译为西方几种主要文字的高质量译本,才具有参选资格。”

因此,当美国国会图书馆于2006年把“克鲁格人文及社会科学终身奖”(Kluge Prizes)颁给余英时,表彰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这其中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克鲁格奖素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非顶尖学者不能摘此桂冠;同时,这个国际人文大奖还有诺奖所不能及的一个特点,即它“不论国籍,不论语言”,接受以任何语言所做的人文学术研究。

那么,一直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余英时,为何会萌生改用中文为主要学术语言的念头?

2008年,香港电台制作了一部电视纪录片《杰出华人系列——余英时》,老教授在片中细述其中原委。原来,这一切都与香港有关。

1973年余英时回香港母校新亚书院接任为期两年的校长职位,同时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那次经历,对他而言实为有幸有不幸:那两年正值中文大学改制,他甫一上任便被推到风口浪尖,其间历程之艰难可想而知;不过也正因为人在香港,他意识到以往西方汉学小圈子的局限,感到有必要借助中文媒介让东亚(包括日韩)知识界了解自己的学术研究。“许多中文著作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写的,”他说。“这样我就换了一个世界,我觉得很好。”

谈到余英时的文章,当代中国知名历史学家葛兆光这样评价:“他的文章为什么好看?他就跟当年梁启超一样,笔端常带感情!”诚哉斯言。懂得中文的我们,能直接拜读他的原著,体察其笔端情感,是何等幸运呵。

片中余英时也谈到,他数十载守持中文著述,实则是希望把中国语言变成一种国际学术语言。他说:“法国人写法国史,德国人写德国史,意大利人写意大利史,最重要的著作,我看他们引的都是母语原文的。那为什么华人偏偏非要写英文的,才能成为国际著作?这就是我的原因。”

末了一句,他加重语气:“我只是希望让人知道,用中文写作并不比英文写作低一等!”

难忘镜头前老教授说这话时的神情,脸上不动声色,话中腾腾如沸。

笔心:难忘镜头前老教授说这话时的神情,脸上不动声色,话中腾腾如沸。——章星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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