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涵:坐移民监的女人

第一次在墨城小镇的杂货店看见她的时候有点意外。在百货凌乱的店铺里,她是突兀的奇葩。

四十来岁的苗条女士,一身光鲜的上班族套装、颈项上戴着一串色泽晶莹的白珍珠项链,脚踩着高跟鞋。她坐在收音机前,脸部的表情是冷傲的,不苟言笑,俨然就是一副白领女主管的架势。

因为去的次数多了,她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我搭讪,但谈话内容不外乎就是推销她店里的食品。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衣着也越来越有欧巴桑的味道:套头毛衣加棉黑裤,脚踩平底鞋,珍珠项链不戴了,头发也越见花白了。

一天,我忍不住问她:“你是哪里来?”

“广州”。 难怪她的华语有很浓的广东腔。接着,她反问:“你呢?”“新加坡”。这三个字自我口中出来似乎有魔咒,她那僵硬的脸孔霎时放松了。

我听她娓娓道来她的移民路,故事情节是一般移民家庭的写照。为了符合商业移民的条件,他们投下巨额买下了杂货店。基于务实理由,一个家分两地居住。先生继续留在广州打拼,她放下事业、丈夫、9岁的儿子及故乡熟悉的一切,带着16岁的女儿在澳洲居留以满足获取永久居民的身份。

“如果不是为了拿到身份,谁要经营这个不赚钱的小店?只要一拿到身份就回广州。”她幽幽地说。即使她不说,我也知道,因为每一次光顾她的店都发觉我是唯一的顾客。

两年后回到墨城,我再次光顾她的店铺。货源显然丰富了,上门的顾客也增加了几位。我问她可有回乡的打算。她目无表情地说:“不回去了!”好不容易坐完两年的移民监,怎么改变主意了?我不敢问为什么,心想她大概是回不去了。她那郁郁寡欢的神情道尽了“回不去”的忧伤。我发现她的发丝尽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很明显。坐移民监的代价岂止是金钱的耗损而已?

不料几天后,她店铺里的收银机前出现了另一位女士。我以为是她请来的助手。“她是新老板娘。我把店卖给她了。”她一边指点新老板娘,一边和我说话。我有点意外,但心想她既然拿到了身份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经营这个苟延残喘的生意。

新老板娘来自马来西亚,英语蛮流利,脸上带着微笑,比较有亲和力,衣着是典型的杂货店老板娘的样子。我向她点头微笑示意,心想她会不会又是一个为家庭牺牲、坐移民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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