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动人心弦、意味深远的歌，也是诗。
因为诗与歌有如此特殊的关系，所以能够“相遇”，并且同行。
6月书展，应邀与导演邓宝翠、诗人潘正镭及创作歌手黄宏墨，以“当诗遇见歌”为题，对谈诗乐。
个人后知后觉，活动过后，才见到网上宣传短片，优美的镜头里，蓝色水光粼粼，陆续浮现三行文字：
“诗与歌的相遇，在70年代末的南洋大学，开始了诗乐的创作。
现在的诗，还能怎么与歌相遇？”
一时触动，有感有思，念及诗乐因缘，现世情境，竟宛如红楼惊梦，联想翩翩。
“诗歌”一词，或许是近代的中国文学史才出现，古人文集中所见只有“诗文”或“诗词曲赋”等划分，即便提到诗与歌，也是分别论事，对可歌性的诗体也各有专名，如汉乐府诗，魏晋的歌行等。
回溯源头，诗与歌出现的时间，先后各有不同。
歌是声音，为人类本能；诗为文字，需要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所以先有歌，后有诗，是很自然的事。惟因二者均为韵文，因缘天成，所以历代都有“诗与歌的相遇”。
从先秦时期人们吟唱的《诗经》与《楚辞》，到汉朝的乐府诗及唐代格律诗，都具有可歌性，后来的宋词元曲，更是诗与歌“合体”之作了。
入乐的诗或单纯的歌词，两者最大区别，为情境与意境之分。
歌词只是叙述一种情怀，诗则讲究超越一般情绪的感受，即“境界”，只要有了，就是诗了。
因此，能够动人心弦、意味深远的歌，也是诗。
因为诗与歌有如此特殊的关系，所以能够“相遇”，并且同行。
例如唐诗，就有不少诗作被入乐谱曲，歌咏传唱。如刘禹锡的“今日便令歌者，唱兄诗送一杯”（《酬令狐相公六言见寄》），就是写歌者唱诗的情景。而王维诗作《渭城曲》之“阳关三叠”唱，更是“诗与歌相遇”最著名的实例。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就说各体唐诗“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此皆以其声为名者也。”学者认为，胡氏把唐诗称为“唐音”，就取其可以歌唱的特点。
近代白话诗和歌的首次“相遇”，即著名的诗乐《教我如何不想她》，为3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首艺术歌曲。
这是1920年语言学者刘半农在伦敦时所作的白话诗，原名是《情歌》。1926年赵元任将此诗谱曲。
诗中的“她”字，是刘半农所创的新字，在这首诗乐中首次出现，也是全诗的“诗眼”。
因原诗题为《情歌》，许多人都以为这是一首思念情人而写的情诗。
但当时刘半农在伦敦大学学习，带着妻女随行，战后欧洲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一家三口，仅靠个人有限的留学官费，生活十分拮据，而且妻女都在身边，他个人品行端正，不可能有为另外一个“她”写“情歌”的闲情逸致。
事实上，这是他到英国半年后，在艰难的留学生涯中，因远离故土，苦思家园，又念及故国苦难，遂以深沉的感情写的诗，表达对自己国家深切的思念。
诗中末段“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的情景，也难以联想到这是表现男女情趣的恋歌，只能是比喻当时正千疮百孔、备受凌辱的中国，也就是诗人深爱的祖国。
诗人对故国深情的真切流露，是大情大爱的民族文化情怀，诗中情境，远超小情小爱的缠绵，在当年的大时代里，自然脍炙人口、传唱不衰。
而究其本质，就是一首诗乐。
在南方的新加坡，诗乐创作，出现于“70年代末的南洋大学”，因为南大诗乐之前，本地诗作未见有如此成规模入乐传唱。
黄宏墨在对话会后写的专栏文章中说：“那是一段让人慨叹的时代，有他们年少最初的梦，有他们最真实的青春感情，经过40多年，细说重头，听来依然波澜重重。”
那的确是一段让人慨叹的时代，经过40多年，本地有歌有谣的热闹，而从南大诗乐到南洋诗乐的路上，却仍是一片静谧清冷。自张泛在云南园弹唱之后，似乎仅见黄宏墨在林间独行的孤寂身影，或许这才更是一个让人慨叹的时代吧。
无言独上西楼，一钩新月天如水，教我如何不想“她”……
现在的诗，还能怎么与歌相遇？
或许只有在对的时候，遇见对的人，那样的相遇，有感有情，有一样的温度，才会有岁月如歌的飞扬、阡陌花开的动人情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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