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星虹:落单的孤雁

看夜场许鞍华电影《明月几时有》,走出戏院却一时走不出戏。抬头望天,黑缎般夜空似有星光点点,夜空下是灯火通明的闹市盛景,恰与电影收尾的蒙太奇镜头衔接无缝。璀璨与黯淡之间似有望不见的一条线,这样的夜景总是令人恍惚。

把我留在戏里的,更是影片中重现的东江纵队“营救文化人”那段历史。如果说影片里被营救的一众文化人,是安全抵达后长舒一口气的雁阵,我反倒想起一只滞留香港沦陷区的落单孤雁。他的名字,迄今常为人念起——“雨巷诗人”戴望舒(1905-1950)。

那个深夜,我找出小思老师(卢玮銮教授)与学者郑树森合编(熊志琴编校)的《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老师笔下毫不花哨、却引人入胜的研究文字,引着我一步步走进香港沦陷区,遇见一个后“雨巷”时代的戴望舒。

1937年至1941年间的香港,迎来大批大陆流亡文化人,戴望舒亦在其列。身为《星岛日报·星座》文艺副刊编辑的戴望舒,不仅热心参与文艺界抗日救亡活动,也为众多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平台。他曾不无自豪地说:“没有一位知名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

香港在1941年圣诞节落入日军之手,那些曾在《星座》写文救亡的“知名作家”被护送回大陆后方,其中却没有戴望舒。小思写道:“论知名度,论抗日热忱,甚至论与左翼关系,他不该不在抢救名单内。” 诗人“走不了”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他“舍不得藏书”,也有说他是“有任务在身”,今人惟知戴望舒当年孤雁离群,一连串厄运正在未来的路上等着他。

1942年春天,戴望舒被日军逮捕,狱中数月曾受酷刑折磨。出狱后他曾先后在数家报馆任编辑,也曾发表外国诗文翻译,间有写作。然而这一切,战后成为诗人“附逆”敌人的证据,以致诗人不得不写下《我的自辩》:“……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

对于沦陷初期不在“营救”名单一事,戴望舒曾怎么想?他自己从未提及,今人不得而知。不过,读诗人在沦陷期间写下的《等待》一诗,我留意到两个词——“你们”和“等待”,背后隐约似有被遗忘的委屈之情:“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看血污的铺石上徘徊着鬼影/……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见见/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让我在这里等待,耐心地等待你们回来:/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诗中的一个个“等待”,道出流离诗人的心中渴盼;然而那些重复出现的“你们”,莫非直指那些战前风雨同道,战时悄声离境,战后责难质疑的雁阵中人?

劫后余生的戴望舒,已不在“雨巷”徘徊;幸运地,他也不必成为振臂高呼的斗士——1949年冬天,戴望舒离港赴北京定居,翌年2月因哮喘病突发逝世。也许过早离世反是他的福气,避开了随后多场政治运动的羞辱。毕竟落单的大雁,雁阵里早已无他“平起平坐”的位置,即便他曾努力“要跟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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