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侨批也有缘

拜读去年8月4日《早报·缤纷》版柯木林文《我的侨批缘》,不由得想起我自己也与侨批很有缘——我从九岁时就开始学写“侨批”!由于父母都不识字,我的读书成绩册上的家长签名,几乎全是我以左手握笔“代父签”。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父亲要我给故乡祖母写回信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会。”

“不会就学!”

“跟谁学?”

“当然是你自己学,我可不会教。”老爸瞪着眼说,“读三年级了,应该可以学了,矮仔福只上过一年学,就是自学……”

我心下嘀咕,不敢说出口:“这么容易自学,自己又不学?”

矮仔福是家父的结拜兄弟之一,之前一伙十几个人,以“兄弟帮”的形式承包“洗油库”工程谋生。这群人中只有矮仔福一人能读会写,父亲早年的家信,都是请他代笔。1957年初,承包工程的“门路”断了,弟兄们各奔前程。于是,我“被迫”学写家信。

当年我其实还是挺热心自学写信的,因为想到可以亲自直接写信给最疼爱我的祖母。虽然祖母目不识丁,但在资讯还不发达的年代,只有写信能表达那份思念。我是八岁才从故乡南来,过了整整一个甲子之后的今天,我还记得在老家的日子,祖母是如何盼望着收到父亲的信。每晚睡前,我最常听到祖母叨念“为什么这么久没‘批’(信)来?”

每当听到耗子(老鼠)吱吱叫,祖母就会兴奋地说:“听到了吗?‘尖鼠’叫了,明天有‘批’回来了。”我不知道这耗子叫声跟家书到底有什么关系,反正祖母不许伤害耗子,我老家耗子就特别多,自然经常听到它们吱吱吱了。

通过查字典和参考“旧批”,我很快就学会写信。因为内容其实很简单,不外是问候老人,表达思念之情,再来就是寄上不多的钱或少许物品。

在上世纪50年代末,听说乡下连年歉收,两个叔叔因为营养不良而得了“脚气病”,所以我们会比较常寄些物资回去,自然要写信通知。但随着祖母的过世,加上我们家添了几个妹妹,家里开始入不敷出,也就连邮票费都省了。

不过,上世纪60年代,我读/写“侨批”的次数,比过去多了好几倍——原来,父亲后来当了码头工人,我们一家住进丹戎巴葛一带海港局的低薪工人宿舍。街坊邻居有不少和我同一籍贯的家庭,听说我能读会写“唐山批”,至少有四五位因此成为我们家常客。

其中,有位陈大叔让我至今还经常想起。陈大叔当年在码头是当工头,工钱比我老爸高些;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座三层旧楼的二房东,另有租金收入,所以经常有钱寄回故乡。从1965年开始,四五年内,每年都寄二三次东西回去。他是根据他的幺弟开来的名单,一口气寄30个包裹,有时是蓝布,有时是药品……都是当年乡下值钱的物质!

不要以为陈大叔在做什么生意,其实他是为了还债。原来他去年回了一趟故乡,为乡下老娘建了“新厝”(新房屋)。当时手头现款不足,就借了两百多元。一口气寄30包布匹或药品,是希望他的小弟能一次过把欠下的债务还清。每次寄出那些包裹后,几个星期后,一定会收到他弟弟的来信,告诉他不仅东西收到,而且卖得数百元人民币,所有欠款都已还清,大哥可以放心了。

不过,下一次的来信,必然是老母“老毛病”复发,入院抢救,家里又欠上两百多元的债。这种情况两年内发生四五次,陈大叔竟然没发现“事有蹊跷”,还真让少年的我有点“忍不住”了。

1967年年中,陈大婶又拿着“唐山批”来我家,我故意在未开封前告诉她信的内容:老娘又进了医院,再次欠债……开封读信,果然不出所料。

可是,三个星期之后,陈大婶又来我家,要我过去他家帮忙写包裹。大婶大概从我的表情上看到我的疑问,主动解释说:“我‘阿佬’(老公)收到伊小弟的信之后,因为我反对再寄东西,最近他‘未吃未睏’(方言:吃不下睡不好)。我看,还是随他去……”

其实陈大叔应该早就看出他小弟玩的把戏。只是为了让就住在隔壁村的弟弟能“常回家看看”年老的母亲,才假装糊涂。

不过,没料到的是,没多久“文革”来了。那小弟因为过得比谁都好,被指“有海外关系”,被人打到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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