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法律遗忘的性工作者 花街柳巷讨公道

娼妓业是古老行业,来到21世纪,干净文明的各大城市转角处,依然有人寻花问柳。夜幕下,本地的芽笼、小印度、豪杰大厦等可见寻芳客身影。

卖淫当娼一直是个见不得光的工作,不仅社会地位低微,且为世人唾弃。长久以来,性工作者选择吞下耻辱。

本地年轻女大学生当按摩女郎、陪游女郎,各有苦衷与追求。老练性工作者看尽世态炎凉,对人性失去信心。可喜的是,社会上还是有人愿意伸出援手,为她们发声,在一次次不公事件中为她们争取权益。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工作权益,性工作者即使铆足全力争取也可能徒然。

司法与公众要如何让性工作者找回尊严?

素心(21岁)—大学生当按摩女郎 缴学费与生活费

有人说,娼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而妓女应该是世界上最让人觉得可耻,最遭人轻蔑的一群人。每天晚上,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芽笼、小印度、豪杰大厦等红灯区开始了夜色下的歌舞升平、觥筹交错,这时可以看到这古老行业的女人,穿着暴露招揽着来往的路人,各路嫖客也通过她们的身体,释放自己的各种欲望。

21岁的本地大学生素心(假名)去年五月开始在红灯区当按摩女郎。虽然店铺名为按摩店,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里面提供的肯定不仅是按摩服务。

素心在祖父母过世后,必须自力更生,为了学费与生活费,她选择工作时间自由的按摩女郎为业。

素心受访时看起来跟同龄女生无异——简单T恤搭配短裤,小巧玲珑身材有点性感可爱,说话大喇喇的,爱玩手机,是个阳光健谈的女生。问她为何要当色情按摩女郎,她毫不别扭地回答:“我需要赚钱支付学费。我早上要上课,之后还有很多功课和学习专案项目要做,所以不能花太多时间在兼职工作上。色情按摩女郎工作时间又短又自由,酬劳也高,所以我决定从事这行。”

由于父母在她五岁时离异,素心从小由祖父母抚养。17岁时,祖父母过世,没有父母的支持,她得自力更生,曾经同时兼做两份工,结果严重影响学业,必须重修一个学期。

按摩店工作比较安全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素心决定找一份新工作,按摩女郎的工作时间自由、酬劳高,对她来说是最佳选择。她先上网搜寻资料,然后单枪匹马到按摩店应征。“与其自己上客人的酒店提供按摩服务,不如到店里工作比较安全,至少有同事互相照应。”

从事这样的工作有一定的风险,难道她不怕吗?她不以为然地说:“我性格比较大胆吧,不像有些人第一天就落跑。我比较担心的是工作要如何进行,所以第一次接客后就习惯了。”

她透露提供各种性服务,每宗交易介于50元至400元,视服务而定,每星期工作三晚,每晚约六小时,一个月最多有大约2000元的收入,足以应付学费和生活开销。她的顾客多数是本地的专业人士,回头率有50%左右。

本地的色情按摩女郎多数来自中国和越南,身为少数的新加坡人,素心有时会被外地来的同行排挤。“她们会联合起来欺负我,比如故意不让客人靠近我,或者用更便宜的价钱抢客。”

说到工作风险,她有时候也会碰到喝醉酒的嫖客,言行举止会比较粗鲁,幸好她至今还没有遇到太大麻烦。“有些人会要求无套性服务,我会马上请他们离开,给我再多钱也没用,因为我不想染病。记得曾经有一个喝醉的美国水手想在付费前与我上床,被我强迫穿上衣服轰出门。工作了这些日子后,我现在已经比较会分辨客人了。”以防万一,她每个月会做一次基本性病检测,每三个月则做全面健康检查。

玛丽(39岁)—遇到麻烦不会报警

与素心一样,39岁的玛丽(假名)也是因为“生活所迫”而卖身。不同的是,她持有黄色执照,是合法妓女。由于之前申请执照被拒,新加坡籍的她当了近10年的街头流莺,多次被警察逮捕后,决定再次申请合法的性工作执照。

她忆述:“申请执照时,一些警察会用贬低性的语言羞辱我,为了拿到执照,我只好忍气吞声。本地合法的妓女主要来自泰国、越南和中国,没有太多新加坡女性做这一行。”

从早十点到晚十点

在合法妓院工作不会被警方取缔,但是玛丽却遇到了其他问题。“最主要是休息时间不够。我从早上10点工作到晚上10点,如果休息或选客,妓院老板就会说我懒惰。平日一天可以接30多个客人,周末甚至可能接超过80人,有时候我还没穿好衣服,下一个客人已经进来。”

难道不能更换妓院吗?玛丽摇头,脸上露出苦笑:“执照是跟妓院挂钩的,如果要换就得向警方申请,警察也会向龟公查询,过程很麻烦。所以如果妓院老板把你当摇钱树,你就会很惨。”

玛丽也透露,性工作者在领取执照前必须签署一份文件,答应遵守一系列严格条规,例如下班后要直接回家,不能在外流连;下班后不能饮酒;外国妓女不能与本地男子有任何往来等。这份文件由警方存档,性工作者没有任何备份。她苦笑着说:“就算在妓院内向门外的客人比手势,也可能被警方认为是在拉客而被逮捕,我们的权益是非常有限的。”

她继续说:“工作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不会报警,因为跟他们说就好像是在死人耳边吹喇叭,根本没用!所以就算碰到粗暴的客人,我只会退钱不做,不想惹任何麻烦。”

本地非盈利组织Project X积极协助本地性工作者争取平等权益及给予支援。

公众支援猫狗 胜于性工作者

素心和玛丽都是Project X接触过的性工作者,该组织是一个协助本地性工作者争取平等权益及给予支援的非盈利组织。发起人是在香港看到性工作者权益备受照顾,因此2008年在本地创办组织。负责人何思慧估计,新加坡目前约有800至1000名持有准证的合法性工作者,而这只是一小部分,她估计本地各类性工作者总数介于1万5000至两万人。

何思慧每周几次会同义工到性工作者长期出没的芽笼、德斯加路、豪杰大厦等地免费派发保险套、润滑剂及消毒湿纸巾,也倾听她们的心声,看看她们需要哪些帮助。此外,组织每周也会举办轻松的“咖啡分享会”,让性工作者参与电影观赏、绘画等活动互相联络感情,并借此提供法律咨询或给予辅导。

Project X不时向性工作者宣导,提醒她们保护自己防范疾病。

遭不公对待的各种投诉

去年,Project X一共接到82起性工作者遭暴力对待的投诉,其中声称警方不当使用权力和语言暴力的数量最多,有19起。第二和第三名分别是经济暴力(如遭盗窃、抢劫等,17起),和嫖客对妓女的肢体暴力(16起)。由于多数类似事件并没有被通报,因此这些数据不能代表本地的事件总数。

何思慧说:“有些警察会歧视性工作者,不大愿意处理她们的案件,甚至出言羞辱她们。不少性工作者因为害怕被告拉客,即使遭遇客人拒绝付钱、暴力或被打抢,都不敢向警方求助,只能认命自叹倒霉,把它当成工作风险。此外,携带保险套虽然不犯法,性工作者会尽量避免随身携带,因为保险套有时会被警察当成是拉客的证据,这也是一种歧视。”

何思慧在Project X看到性工作者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积极协助她们争取权益。

雪莉(25岁)是少数愿意公开身份的前性工作者。男儿身女儿心的她是个跨性别者,曾经从事四年的性工作,目前在Project X担任研究员。她坦言跨性别者比一般妓女更受到歧视,经常得遭受公众的冷嘲热讽。

她说:“语言暴力是最常见的,很多人会以很难听的话嘲笑和骚扰我。有一次,一个嫖客的行为非常粗鲁被我拒绝,他恼羞成怒打了我左眼一拳,我大吃一惊根本无法反应过来。后来只能自我安慰说,这就是性工作的一部分。”

像雪莉所面对的这类暴力事件不时上演,要结束性工作者长期受到的歧视或暴力,何思慧认为必须让她们享有司法公正,赋予她们一些权益。此外,她也不时会向警方反映性工作者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至今合作融洽,警方也会快速及严肃处理个别投诉。”

“性工作到底有多坏到它必需是一条罪?事实上,很多性工作者来自贫穷家庭,这份工作至少能让她们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如果你不了解她们的处境,起码尊重她们,不要站在道德的高点来批评。”何思慧说。

雪莉加入Project X以过来人身份协助性工作者解决问题。

缴公积金?提供健保?

素心了解政府和警方基于社会道德,肯定不会让色情按摩院合法化,她只希望在有需要的时候,警方能放下歧见,提供最基本的帮助。

玛丽则认为政府既然管制妓院,就应该提供更多支援,或让性工作条例更具透明度。“我每次交易收费30至80元之间,妓院老板从中抽七块钱,他们什么都不用做,收入相当可观,为什么不能帮我们缴公积金?政府也可以考虑提供健康保险,这些都能解决我们看病和住房的问题。”

毫无疑问,卖淫对性工作者也带来显著的心理影响,令她们以全新角度审视男女关系。

“我看过那么多男人寻花问柳,到底有多少男人是忠诚的?”素心暂时停止玩手机看着我说:“虽然这可能比出轨好一点,只是交易,没有太多感情投入,但我不禁会想,要是我的伴侣这样做,到底好不好?我毕竟是个女生,可能有点难以接受吧。我认为找按摩女郎,就算没有要求全套性服务,也算是一种背叛。”听她这样说,感觉特别讽刺。

从事10多年性工作的玛丽则对男人彻底失去信心。她以嘲讽的语气说:“世上已经没有好男人,所有好男人都曾找过我,我的顾客包括一些对宗教很虔诚的人、专业人士,甚至也有瞧不起我们的警察。”

两年前,玛丽终于离开熟悉的行业,到一个援助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工作。“我累了,不想再当别人泄欲的对象。离开这行过正常生活应该是每个性工作者的梦想。做爱本来是一件愉悦的事,不过当你得为钱跟任何男人上床,就会感到很恶心。”她正在修读心理学课程,并考虑把自己的经历出版成书。

一半善款来自性工作者

在Project X服务了六年,接触到无数性工作者,何思慧感触特别深。她坐在办公室的一角,苦笑着说最近的首个筹款晚宴只筹到6000元,其中一半善款来自性工作者。

“新加坡最难争取的权益是性工作者的权益。人们会支持客工、动物、女性等的权益,但多数人根本不管性工作者的权益,他们看不到这些人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社会对她们有太多负面报道和印象,人们连同情心都没有了。”

那何思慧想不想放弃呢?她充满战斗力的答说:“我还想继续下去。如果工作容易,就代表问题已经解决;如果充满困难,就表示还须继续努力,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Project X筹款商品有托特包、雨伞、T恤等。
  • 公众可通过Project X面簿(www.facebook.com/theprojectxsg)捐款或购买商品。

丽贝卡(20岁)—大学生当陪游 希望经济独立

不是每个性工作者都是被生活所逼才走上这条路的,20岁的本地大学生丽贝卡(Rebecca)就是个例子。来自普通家庭的她不愁吃不愁穿,却决定在18岁时被人包养,成为sugar baby(甜心宝贝),每个月向sugar daddy(甜心老爸)领取2000元。由于男方有很多感情索求,让她面对很大的精神压力,半年后她决定改当社交陪游女郎。

衣食无忧的丽贝卡说,她当陪游是为了经济独立。

为什么要当陪游女郎?丽贝卡说:“我相信,如果你擅长某件事,就不要免费给予。市场上一直有陪游的需求,这些客人都是有钱的成功人士,懂得欣赏和好好待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简单和直接,工作之外没有任何牵绊。陪游酬劳高,就算我不穷,也不妨多赚一点钱。”她戴着眼镜的眼神散发自信。

一开始,丽贝卡是通过社交陪游公司介绍客户,后来她觉得自己接客,反而能有更多收入和控制权。她花半年做足功课,除上网研究外,也与海外陪游交流,后来还拍照和亲自设计自己的陪游网站,专业和认真的态度与创业相似。

预先审过客人资料

为避免暴露身份,她没有任何私人社交媒体账号,客户只能通过网站的表格联络她。客户多数是专业人士,年龄介于30至50岁之间,其中七成是外国人,每小时收费为550元,24小时则可高达4500元。

“我不是来者不拒,会看过客人的资料,才决定要不要接,只要我感觉不安全或要求苛刻的,就会拒绝。估计大约有一半的人被我拒绝,所以至今还没有碰到态度很差的客人。”

问她至今收入如何,她想了一想说,一年的最低“盈利”目标是3万5000元,但她工作几个月后就已经赚到那个数目。她说没有挥霍在名牌物品上,只是买了一些比较好看的衣服:“这些钱现在够我花了,没有什么好埋怨的。我从事这行是希望以后能经济独立,不用再为钱烦恼。”她的家人并不知道她在陪游。

很多人说当陪游工作容易、钱好赚,丽贝卡听到这些话马上调整坐姿,面露不屑,嘴角轻轻扬起说:“我有同学曾经开玩笑说,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去陪游,我还觉得她根本不够资格。做这行要有强大的心(脏),因为客人会不断地试探你的底线。要跟一个陌生人同处一间房,把自己放在一个容易受伤害的处境是很不容易的。此外,你也要确保客人玩得尽兴,把他们当朋友,倾听他们的故事,心理上也会很累。”

当陪游后,丽贝卡觉得自己变得更有主张,更会阅人,懂得如何拒绝不喜欢的男生。她也坦承以后会更难交到男友,因为择偶条件变高了,要找到像客户一样成熟、成功、有钱的男人并不容易。

丽贝卡目前以学业为重,陪游只是兼职,大学毕业找到正当工作后,她就会停止陪游或只服务一些常客。“如果满分是10的话,我为这工作打8分,有多少人能真正喜欢他们的工作?年轻就是本钱,你不会永远20岁,为什么不好好利用青春,发挥最大潜能?”

诉讼律师黄慧玲:无论合法或非法 性工作者享有法律权益

卖淫在本地是合法的,但性工作在许多领域是违法的。例如根据杂罪法令,拉客(soliciting)属于非法活动。此外,据妇女宪章,拥有妓院和拉皮条(pimping)也是非法的。奇怪的是,芽笼却拥有不少合法妓院,政府其实是以一种暧昧态度对待本地的娼妓业,警方对这行业的执法权也不是很明确。

诉讼律师黄慧玲去年曾参与刑事法律援助计划(Criminal Legal Aid Scheme),当了一年的全职无偿服务律师,并通过工作与Project X合作,为性工作者提供法律咨询,也参与该组织的一些活动。

有些性工作者认为警方歧视她们,黄慧玲律师说,性工作者遇到不合理的事还是应该报警处理。(唐家鸿摄影)

她透露,性工作者最常碰到的法律问题就是嫖客拒绝付钱及暴力对待。性工作者在本地的确因为工作性质而遭到各方歧视,她们所受到的法律保护也不够健全。“根据我接触的案子,很多性工作者遇到麻烦都不想报警,因为他们怕警察会以其他罪名反告她们。”

黄慧玲也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警方可以决定不提告性工作者,只给她们发出严正警告(stern warning),“但她们不能选择是否要接受,而严正警告可能会影响她们的工作准证或入境签证等。”

有人认为性工作者所面对的各种暴力问题是“咎由自取”,因为这就是她们必须承担的工作风险,黄慧玲反驳说:“德士司机也常被搭客打,你不能说这是他的工作风险,所以受伤是应该的,这毫无道理。”

如果性工作者是罪案的受害者,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黄慧玲说:“虽然不愿意,但她们应该报警寻求帮助。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性工作者,她们与其他人一样享有法律权益,警方有职责一视同仁严肃对待及调查案件。”

性工作者的法律权益或许可通过立法改善,然而社会大众对她们的态度却无法这样改变。黄慧玲希望大家对性工作者能更加包容:“从人类历史来看,社会显然有性需求,而需求主要来自男人。性工作者也是人,应该享有基本人权和尊重,社会也应接受她们与常人不同的工作,如果政府能抱有较开明态度,或许更多新加坡人也会接受她们。”

【采访侧记】

去年6月收到Project X的筹款电邮,引起我对该组织的兴趣。做资料收集后才发现,原来这组织是为性工作者争取福利和权益,做的事情很另类,新闻报道却不多。其实我很早就对性工作行业感到好奇,出现在昏暗霓虹灯下的这群特殊女子,与我们生活得很近,大家却避而不谈,让她们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行业存在千百年,绝对是因为社会有所需求。人们至今对卖淫的辩论很多时候还是从道德角度出发,但卖淫并不是黑与白那么简单,它也涉及人权、工作权益、女性身体的自主权等。

性工作者长久以来过着被人指指点点,见不得光的日子,因此要找访问对象困难重重,就算访到,她们谈到的一些内容也因为敏感无法写进报道里。通过接触,我发现她们要的不是同情或认同,而是不受到歧视。

感谢Project X以及所有为这个报道敞开心房的受访者。毫无疑问,在新加坡为处于弱势的性工作者争取权益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希望有一天,她们会获得应得的权益,不再被人嘲讽和歧视,看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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