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先辈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在“移民”也“移神”的过程中，带来了传统民俗文化，落地生根，慢慢发展蜕变，遂有了我们今日熟悉的面貌。
民俗信仰之中，乩童被信众视为神明与俗世的灵媒，同时也因为它的神秘色彩，往往处在主流之外。不过在新加坡，尤其在民俗信仰中诸神的重要日子里，不难看见起乩仪式，可说乩童文化一直都存在于新加坡的民俗生活之中。
乩童也因为其草根性质，往往被贴上“低学历”“阿Beng”“文身”“迷信”“很Chinese”等标签，但事实上，本地乩童之中，也有一些白领人士，今年28岁的沈品松便是其中一人。
沈品松文质彬彬，身材瘦小，他喜欢穿百慕达短裤，配休闲衬衫，常见的新加坡年轻人的时尚感。
毕业于淡马锡理工学院的沈品松（28岁）双语俱佳，去年他和伙伴陈东兴（32岁）成立了花卉公司，经营“花典故事”与“花祈”两个品牌。前者提供个性化的花卉服务，后者则聚焦于供奉神佛的花卉。他们为顾客办过婚宴、生日会，也配合求婚特制花束。
沈品松说，两人不想要做“click and order”的生意，致力让每个顾客得到独特的产品，因此与顾客沟通最为重要。
陈东兴则自信地说：“会找我们的顾客，通常是要特别的。”
陈东兴也是理发师，在芽笼一带经营发廊。花店产品多经他设计，沈品松则负责行政与营销工作。
两人认识近三年，得知沈品松是乩童，对陈东兴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陈东兴说：“我的家乡在马来西亚太平，小时候我家隔壁也是神庙，（乩童）很普遍，甘榜人嘛。”
如今，陈东兴也到沈品松的神坛帮忙。
花对神与人的意义
为什么选择做花卉生意？
沈品松就读理工学院期间接触佛教，对他来说，花无论在宗教意义上或是人的生活层面，都有着洁净、扬善、表达爱意与敬意的意思，因此经营花店对他来说又有了多重意义。
沈品松并不排斥谈他的乩童生活。对他来说，乩童的工作，更像是义工。一周一次的义务工作。
沈品松强调，他们不收红包，也不募款。
提起乩童，一般人难免好奇，问他侍奉哪路神明，他说，主神雷震子元帅，不过日常“办公”，往往是“七殿二爷伯”。
根据民俗信仰神明谱系，雷震子是天神，七殿二爷伯则是阴神，起乩的仪式也不一样。
每个星期五晚上，沈品松都会在自家设的神坛“办公”，接见香客。
沈品松与父母、弟弟同住在义顺环路的三房式组屋里，七年前成立家庭式神坛“慈雷宫”。他们家的神坛上供奉许多神佛，有佛陀、观音、雷震子、二爷伯、阴阳师、土地爷……门外还有天公。
沈品松星期五的日常是这样的：早上8点到办公室，处理花店生意，晚上9点下班。下班后回家准备“办公”，一般他都不吃晚餐。“办公”前则一定要洗澡净身，庙里每个人也得先刷牙，他也会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有时会打坐念经，他一般会念《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关于乩童的工作，沈品松说，他们一切从简，细节方面，弟弟沈鸿泰（24岁）懂更多，毕竟“办公”时他都处在“好像打了麻醉针”的状态。沈鸿泰则扮演起通译的角色，把那带有异地口音的闽南语翻译成华语或英语。有时候母亲黄增彩（51岁）也会帮忙通译，她能说广东话和潮州话。
沈鸿泰是验光师
他还记得2010年农历新年期间，某天哥哥沈品松行为异常，似乎很不舒服，想呕吐，接着冲出家门下楼又跑回家，家人都不知发生什么事。接着哥哥向他们解释，也提起设神坛之事，沈鸿泰与黄增彩很快就接受了，不过父亲沈建春则花了较长时间接受这一切。
沈鸿泰说，以前他们一家就是很典型的华人家庭，在家拜观音。后来设庙，他们才慢慢学习华人民俗信仰文化。
沈鸿泰说，当通译让他学会很多做人的道理，上门的香客来自社会不同阶层，面对不同问题，这让沈鸿泰“领悟到世间的苦”。
“我想，要不是我在神坛工作，24岁的人生道路也许不会领悟这么多，现在我很年轻就看到这些，想法也许就比较成熟了。”
中学时代的星期五晚上，沈鸿泰都会和朋友打篮球，后来星期五晚上他都在庙里工作，一开始朋友都不能理解，当然也有朋友好奇想来看看。不过，女友能理解他在庙里的工作，原来女友的母亲也在裕廊一带的庙里帮忙，也许这就是缘分。
要相信不要迷信
在家“办公”，不能打扰邻居，沈鸿泰说，若有大日子，一定得先通知邻居。晚上“办公”也务必保持安静。此外，阴神起乩的仪式，乩童会坐着前后剧烈摆荡，为避免噪音，他们在椅子下放毯子吸音。
沈鸿泰强调，庙的宗旨是“医心”，更重要的是“要相信，不要迷信”。
父亲沈建春（56岁）是夜班德士司机，因此很少参与星期五的“办公”。不过采访当晚，他特地回来，只是话不多，母亲黄增彩则很热情。
采访当晚仪式照常，“请神”后乩童方可穿戴特制服装，巡礼上香，再接见香客。当晚恰逢水沟馆圣德坛（位于德惠巷蔡厝港联圣宫）的理事来到“慈雷宫”，邀请“慈雷宫”隔天参与圣德坛的法会。
沈品松后来告诉我，有缘的庙、神坛之间偶尔互相邀请出席典礼，促进彼此友谊。
至于沈品松是否好奇仪式中自己的举止与形象？沈品松说他当然好奇，除了从家人口中得知，也曾看过自己跳乩的录影，他说：“有点怪。不像我。”
这两年，沈品松也试着主办慈善活动，希望改变人们对乩童的刻板印象。去年他们为年长者免费验眼，前年则在农历新年期间为年长者义剪。
沈品松说：“只是希望这个庙宇文化不会消失，也不会让人看不起。”
有一种说法是，乩童有“契约”，但沈品松相信这会是长久的“服务”。当我问他乩童身份是否影响感情生活时，他这么回答：照常生活，专注事业，一切顺其自然。
摄影爱好者研究本地乩童
能够顺利采访沈品松一家人，多亏了前同事沈宗祐。
沈宗祐爱好摄影，去年他获得“闹吧新加坡”（NOISE Singapore）的资助，着手研究本地乩童的日常生活。他找到10个个案，拍摄采访，也跟他们打成一片成为朋友，沈品松便是其中一人。
沈宗祐的研究目的，是想了解乩童的信仰、心态，他们的家族渊源，探问乩童是否有选择的权力。
10个案例中，有3个是白领，这些例子打破了他的刻板印象。
对于乩童，沈宗祐更愿意以“次文化”的方式看待。
“他们游走在社会的边缘，得不到认同。”
沈宗祐关注的，是乩童通灵时传达了什么信息，而不是法力。这其中有劝善的，当然也有走偏了的。
沈宗祐计划明年5月办展，发布新书。
【采访侧记】
如何下笔书写这篇人物特写相当困难。
我想，与其纠结于怎样避免猎奇的、神秘的陷阱，倒不如以人类学与历史的态度来呈现这个存在于我们社会之中的群体。
乩童往往被置于主流的论述之外，甚至缺席于主流的道教论述。如果你搜索报章系统，“乩童”一词的功能，往往被用来标签一个人物，更兼在负面新闻发生之时（有时候确实与乩童仪式有关，但更多时候与乩童仪式无关，仅因为乩童的身份），久而久之亦深化了主流社会对乩童的刻板印象。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上古、殷商时期，“巫文化”负责天人交通，成为维系社会的重要体系。直到周朝百家思想争鸣，余英时教授所说的“轴心突破”时代，巫文化的垄断地位才终于结束。可是巫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它被其他体系吸收，反之亦然，以各种形态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存在于道教体系中的乩童文化，又与中国南方民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向一名研习道教的朋友请教，他告诉我，当今时代，宗教更应该着重于各种仪式背后的哲学与文化意涵。言下之意，是想告诉我，与其难以分辨神通之真假，不如自己把握和理解宗教的内容，自己掌握主导权。
最近台湾电视剧《通灵少女》红火，相信也勾起普罗大众对这个传统文化的兴趣。
当然“通灵”不过是包装，影视文学始终围绕人性议题发展，聚焦人与人的感情与羁绊，一如小真对抱着濒死妻子到庙里求神的议员说：“她现在需要的不是我，是医生！”
《通灵少女》最后亦传达“珍惜身边人”的普世信息。
我想这篇特写的初衷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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