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69岁的余振康守着家业半世纪，这家或许是本地硕果仅存的机器厂，以手工制作汽车、音响等精细的金属零件。
机器厂的铁腥味，机床的轰隆声，伴随他成长。早年跟在父亲及长辈身边，一步一脚印练就一身好手艺。时代更替，零件制造业萎缩，他依然守着“锈色”毕露的这门工业。在一堆破铜烂铁中，日积月累的油污里，有前人刻苦的印迹，也有本地汽车零件业曾经的辉煌，每一张铜皮铁片，都有他的不舍。
第一章：时光冻结的机器厂
惹兰勿刹足球场对面的贺恩路（Horne Road）进驻了几家标榜个性的咖啡座和时髦餐馆。往下走，交界处德威路（Tyrwhitt Road）上的老店屋已改为酒吧、公寓和一家日本旅客爱来打卡的甜点店。这时代的交替更显出合益机器厂的历史感。
十多年前，余振康师傅（69岁）在父亲过世后接手打理合益。他十几岁便在厂里工作，守着家业超过半世纪，以手工操作机床，主要为汽车、音响器材等切割、产制出高精细度的金属零件。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本地公司缩减成本改从中国进货，抑或是旧零件已被新一代产品淘汰，也有因为孩子不愿接手，后继无人，余师傅的行业已是夕阳余晖。若把业务结束，将厂房租出去，装修成千禧一代喜爱的咖啡座或餐馆，每个月收取数千近万的租金是跑不掉的。但余师傅摇摇头：“我不舍得把机床和零件当成一堆废铁丢掉。”
不舍得，幸好店是父亲买下的，没租金压力，所以才能坚持到今天。现在合益主要供应汽车引擎汽缸水套（water jacket）上的水盖。余师傅是广东人，但汽车零件行几乎都是福建人，也跟着他们把水盖叫为“水钱”。他说：“这水盖是每一辆车都用得到的。我们从8毫米到62毫米的都有生产。刚开始是用铁做的，后来我们用黄铜产制，同行也跟进。黄铜制的水盖很耐，不怕生锈腐蚀，价钱虽比铁做的贵10倍，但基本上是能用上一辈子的。除了水盖，我们零零碎碎的都有做，讲不完的。好比有人要修车，找不到零件时，我们只要还找得到或能用机床制造出来的，就会帮忙处理。”
余师傅说着突然走到身后铁架取下一盒零件，盒上的古早设计印着合益机器厂的英文缩写H.Y.E.W。他说：“我们还制作这些steel shim夹铁片，很薄，只有0.2毫米，是汽车内部什么地方磨损了，用来垫上或塞住缝隙的。几十年来，只有我们做来库存，摆在架上等人来买。”余师傅的太太在店里处理行政和听电话接订单，戴着黑框眼镜的她不多话，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是余师傅的贤内助。问她今天生意如何，她摇摇头：“电话一整天都没响过。”
走进合益，宛如走入时间胶囊。散落厂房的各种机床，墙壁、天花板和地板都因光阴与油脂的洗礼，融成相同的琥珀锈色，使它看起来不像一家厂房，而是化成一个在徐徐呼吸，有心跳的生命体。两排高至天花板的铁架摆着一盒盒神秘的锈色铁盒，上面漆着的号码宛如一串串的密码，仿佛解开了它们，就能重启那个时代的辉煌，让寂静的厂房重现当年机床开动，嗊咚嗊咚的忙碌声响。
十二三岁学机床
合益是余师傅的父亲——余新贤在40年代创立的，早年工厂设在现已融入白沙浮商业城一部分的海南街（Hylam Street）。1958年，老先生买下贺恩路这家店，把合益机器厂搬到这里，营业至今，长达59年。余家共有7个子女——3男4女，余师傅排行第三，上有两名哥哥。由于是家业，全家大小平日都会来帮忙：“读上午班的下课来帮忙；读下午班的早上做工了才去上课。那个年代的华人传统家业就是如此，孩子也没有太多要求，父母叫孩子来帮忙很常见。”年纪小的，刚开始帮忙包装零件，到了十二三岁学操作机床：“第一台学的是冲床——把铁皮、铁条放进模具，踩一下，就冲压出一个零件。”
由于学业成绩不好，余师傅在海星中学读到中二就辍学：“你们的年代跟我们不同，父母很注重你们的人生规划。在那个年代，读不了书，父母就说：出来做工吧。”余师傅也没有上技术学院，一辍学就加入家业从学徒做起，今天一身的机械技艺都是从父亲和前辈那里学来的：“我人生的第一份薪水是爸爸给的。爸爸做事黑白分明，连公积金也照缴。那时的薪水是一个月60块。但对我而言，公司供吃就很不错了。”余师傅透露，兄妹都比他受过更好的教育，两三个还读了大学——父亲在贺恩路开厂后，第二年大哥就到澳大利亚读书；二哥半工读，在厂里帮了一阵子，由于受的是英文教育，毕业后也谋得份好差事。余师傅正式到厂里上班后，妹妹们也不用特地来帮忙，可以专心念书。他说：“所谓行的就出外闯，不行的就留在店里帮忙，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就这样做到现在。”
上世纪60到80年代是我国汽车零件业的黄金年代，合益因此辉煌了20多年，直到90年代拥车证制度推行后开始走下坡。余师傅透露，几十年前，新加坡是汽车零件中心，我国资本雄厚，入口零件分销到周边国家，那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业者就常来新加坡购买零件。早期合益供应的是欧美汽车零件，有英国的Austin和Morris、美国的Hillman和Chevrolet；80年代，日本车进入本地市场，合益也开始供应丰田、日产和万事达的汽车零件。余师傅说：“那些年还没推行拥车证，汽车没有10年的控制运用，也没有10年‘杀’车这回事，更无需例常检查，很多汽车可以一直修，用上20年、30年，甚至50年。”
第二章：一辆劳斯莱斯的起死回生
铁架上那一盒盒锈色的铁盒是当年从结霜桥旧货市场买来的饼干盒，里头装着的就是各种各样、各型各款，如马赛地、Austin、福特等传奇汽车的零件。铁盒上了一层蓝漆，风干后再漆上父亲和他自己分配给零件的编码，这些在旁人眼中的密码，他却心中有数。余师傅打开一本笔记本，上面一连串中文字也是叫人摸不着脑袋。原来，那是他父亲和前辈们用福建话和广东话的音译写下的零件的英文名称——“光那丁律哇西”原来是“connecting rod washer”（汽车连杆的垫圈）；“比力边”原来是“brake pin”（刹车销）；“士地令子旦弓”则是“Steering Tension Rod”（方向盘弓形杆或拉力杆）。当中不少的汽车已报销或停产，这么一来，合益也算是个汽车零件迷你博物馆，待人去发掘。
很惭愧的，两年前我报道三位女设计师与余师傅合作的首饰展时，将他称为本地最后一位车床机工。其实，作为十八般技艺的机床工匠，他熟练的岂止车床。
见证建国工业史
余师傅领着我参观厂里的各式机床，就像给我介绍跟他共事多年的老伙伴，如数家珍。这些机床也确实是他的传家宝，都是见证新加坡建国时期工业历史的珍宝。他有四台车床（lathe），是用不同的刀具对旋转的工件进行车削加工的机床，技术高超的他就像是雕刻家，能用来削出不同形状的零件。车床还可换置钻头、扩孔钻、铰刀、丝锥、板牙和滚花工具等为工件加工。厂里还有铣床（milling machine），是用来切削金属的机床。螺纹攻牙机（threading machine）是做内螺纹加工的机床，能制造螺杆螺母等。冲床（stamping machine）则配合模具，应用压力使金属变形，冲压成各种结构的零件。厂内最古老的冲压机有110年的历史。余师傅说，这台冲床是他父亲看着目录订购的，当时是二手货，特地从英国运来。最近，他把机器上一层斑驳的漆刮掉，惊喜发现原有的商标。这台冲床原来是美国纽泽西的布里奇顿市（Bridgeton, New Jersey）的Ferracute Machine Company在1907年制造的。别小看它是台古董，来到冲压零件，它照样能胜任。余师傅启动机器冲压一件U形螺栓（U bolt），机器发出咚咚哐哐沉缓的声响，不但不刺耳，反而很愉悦。他说：“我不会卖掉这台古董。但若有哪家博物馆还是机械厂有意收藏，我愿意捐出去。只是这台冲床很庞大，不知道该怎么运出去。”
汽车业没落连锁效应
因为没车修理，本地修车厂也一家家地关闭，余师傅感叹：“在本地，许多车用不到10年，甚至5年就送去报销了。我觉得新加坡是在浪费资源，新车只用上四五年就把它当废铁报销，你说是不是浪费资源？严格来说，汽车若好好保养至少能用上20年。你去新山看看，那里很多车龄20多年的汽车还好好地在路上跑。”顿了顿，他说：“如果没有拥车证和10年用车年限，本地的修车业应该不会没落，应该仍会生存得很好。”说起他的厂房数十年如一日的状态，他苦笑是形势所逼：“你可以说是我无能啊。如果修车行业继续旺盛，可能我们店面也会旺盛。”看来我们眼里的没落行业，也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地把它视为怀旧和复古。
余师傅目前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人顶下他的业务，他这两年开始盼望有心人出现，把厂里的机床运到新山或峇淡岛设厂，给这些陪了他近60年的机器一个重生的机会：“因为那里没有10年拥车制度，这些机器还能继续用来制造零件。我这不舍得，不舍得，就不舍得了我两三年。但我要不舍得到几时？这毕竟是家族生意，早收盘，可以早收租。若有心人出现，答应好好利用我的机器，那时，我就舍得了。”
英女王多大，古董车藏家林长顺（Larry Lim）的古董劳斯莱斯就有多大。他将“她”取名为“Lilibeth”——这是英女王的小名——因为车子与英女王同在1926年诞生。林长顺难得把“她”开上街时总会引来“狂蜂浪蝶”，回头率百分百。91岁的Lilibeth“皮光肉滑”，怎么看都不像是本区域最古老的热带专用劳斯莱斯。
1981年，现年70多岁的林长顺在马来西亚霹雳州买下“她”时，“她”已在一棵树下日晒雨淋了20多年，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林长顺花了7个月时间才把“她”运回新加坡，并在当年有本地“迷你赛车王”称号的引擎改良达人William Lyou的穿针引线下，找来汽车修理工陈喜成（Alex Tang）和余师傅四人组成梦幻队，用9个多月时间让“她”起死回生，成为古董车界一段佳话。
在这个热血的故事里，余振康师傅当时叫Henry Yee。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有过一段蓬勃的赛车黄金期，Henry本身虽不赛车，但却是“新加坡赛车俱乐部”（Singapore Motor Sports Club）成员，专为热衷飙车的业余赛车爱好者产制零件，让他们改装汽车内部，加强赛车性能。他说：“很多圈内玩赛车的人都认识我。那个年代，引擎要更换零件才跑得快，不像现在，用电脑改换程序就行了。玩赛车的人改装引擎时若要用到特别的零件就会来找我。”那些年，Henry常带着相机到旧汤申路上段的赛车场拍摄赛事，还有赛车手载他上吉隆坡观赛，买机票送他回来。1985年，Henry还当了报纸的赛车摄影师。他笑说：“《新加坡箴言报》（Singapore Monitor）的赛车专线记者自己上场比赛，他不能自拍，结果就用了我拍的照片登在报上。”
复制旧零件得心应手
把镜头转回1981年，Henry、Alex、William与车主Larry，四名穿着喇叭裤，30岁出头的爱车人白天上班，每隔一晚就会聚在修车厂，像外科医生那样，绞尽脑汁让Lilibeth起死回生，苦苦研究、维修到天明。Henry说：“年代久远，已经找不回，买不到的零件，我便会参考旧零件，复制出一模一样的。”1983年5月12日早上两点半，Lilibeth终于“复活”了。对本地汽车史来说，这意义何其重大。
林长顺说：“欧美劳斯莱斯的引擎盖都是密封的，让引擎在冬天御寒。从Lilibeth独有的透气百叶引擎盖可看出，它是专为东南亚的热带气候设计的。这辆劳斯莱斯是英国Connaught Coachworks在1926年制造的Connaught Tourer 20hp型号，当年只生产三辆。我现在这辆Lilibeth当年是由Malayan Motors订购，搭乘Glenogle汽船抵达雪兰莪，供Kajang树胶庄园使用。”
陈喜成说，Larry在1983年将Lilibeth报名参加“新加坡优雅老爷车评选赛”（Singapore Concours d'Elegance），被眼尖的评审发现里头的点火线圈和树胶链带与1920年原装的不符，结果屈居第三。次年，车主终于从英国买到与年代相符的点火线圈，而Henry也在二马路（维多利亚街）一家零件店找到一捆年代相符的皮革链带。当年没有国际快递，Larry参加1984年的评选赛前一天才收到寄自英国的点火线圈包裹。当晚要组装才发现少了一个套上引擎的底座（base），于是气急败坏地传召已打烊休息的Henry回到厂里，把底座制造出来。Henry笑说：“我记得在厂里从下午做到凌晨两三点。我当年才35岁，很有活力。”
Lilibeth在1984年和1985年夺下“新加坡优雅老爷车评选赛”冠军，也在一些国际比赛中胜出。这辆劳斯莱斯也让四名热血的爱车人30多年来仍维系深厚的友谊。
很多圈内玩赛车的人都认识我。那个年代，引擎要更换零件才跑得快，不像现在，用电脑改换程序就行了。玩赛车的人改装引擎时若要用到特别的零件就会来找我。——余振康
我们观察了机工的工作过程，发现他虽与机器有着共生关系，但驱使他的却始终是人的特质。他在造物与创新时手脑并用，将想法实践。他全神贯注于掌握一门手艺，靠每天习作精益求精。他懂得改良一件简单的机器来解决各种难题，却从来不让机器主导他的行动。这就是工匠哲学的智慧。——蔡汶霓（工业设计师）
第三章：三名女性走入机器厂
设计师与工匠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工业设计师蔡汶霓在机缘巧合下找到余振康为她制造黄铜与铜管花瓶——这花瓶必须能用鱼线悬吊起来种植小盆栽，也必须能摆在桌上插花，要如何让里头的水不溢出来呢？余师傅动巧思用汽车零件的水盖做底，不用焊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余师傅还用机器将外表抛磨出缎子般的质感，精湛的技艺让蔡汶霓十分钦佩，想要通过他的手艺做出更多好产品，于是找来与她同样在南洋艺术学院教课的首饰设计师光安由贵，以及艺术家辛晓昶加入这个协作团队。
注入女性元素
仔细观察了余师傅的工作过程与零件后，她们选了首饰为协作平台，也为阳刚，沾满油垢的传统汽车零件制造业注入前所未有的女性触觉，撞击出耳目一新的创意。辛晓昶说：“我们要突出的是比这个工业还深层的技艺，让更多人看到余师傅的手能操控机器，做出许多教人意想不到的物件来。”光安由贵说：“我们从他的零件堆里淘宝，发现许多零件的造型和线条原来是很悦目美观的，但却藏在引擎里不为人知。把它们重新设计，变成首饰让人们戴在身上更显得个人化，改变人们对汽车零件肮脏油腻的成见，在心理上更愿意走入机器厂的世界。”
在余师傅事业的夕阳期，突然闯入三个和他女儿年龄相仿的女生，给了他制造汽车零件以外的挑战，教人感动的是：余师傅并没因为这不是他熟悉的领域而拒绝合作。他欣然、谦虚、认真地接下挑战，在一点一滴的过程中超越自己，印证了工匠至高的精神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精益求精。
多了六只眼，以往被余师傅报废的物料也有了意想不到的价值。蔡汶霓说：“在刨削铝戒指的尖头时，我们发现原本报废的一整片、不间断的刨花其实很美丽，便将这‘废料’变为素材，将它捆成一朵胸花，做成别针。”废料变成首饰，余师傅也很佩服三名女生的创意。
他说：“我原来生产的汽车零件简单多了。我的模具放下去，压一个出一个，就可以卖了。冲床是批量生产的机器，只要做出模具就可以量产。做首饰却是一件一件地磨、削、雕，从批量变成‘量身定做’的慢活儿。她们先画草图，让我研究看做不做得成。不成的话，我就调度器具来配合。老实说，在合作过程中，我心里也是觉得很新奇、好玩。”他就这样从汽车零件跨界到文创。
2015年，三位设计师在合益机器厂开展，展出与余师傅合作的首饰系列，在业界与媒体获得极好的评价与回响。余师傅说：“看了关于展览的报道，更多公众对我们的行业感兴趣，他们也首次走入机器厂，我内心是高兴的。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只是把原料变成饰物，她们三人的功劳很大。”
记录工匠精神
办完展后，设计师们认为除了协作，更应该为这个即将消逝的行业做点重要的记录，于是再投入两年时间，深入访问、拍摄和记录余师傅及惹兰勿刹汽车维修工业区内的工匠社群。辛晓昶说：“我们有时一个星期来两三次，随着余师傅的介绍逐渐认识了他的老同行。我们搜集到越多资料，也就陷得越深，看到更多工匠精神的价值，希望以书写的方式保留这个精神，与更多人分享。”
这两年，三位设计师也都在自己的人生里找到与工匠的密切关系，支撑她们完成《一代工匠》（The Machinist），并在上个月推出这本著作。
设计师与工匠的关系
辛晓昶的父亲在她6岁时过世，生前是餐馆的食雕师傅。当了艺术家后，她大部分作品的创作媒介是陶艺和手作，直到有一天她找到父亲食雕的器具和照片，才感受到父女之间难以言喻的牵连。蔡汶霓的母亲是裁缝师，每回买衣服，都会经过她的巧手验证做工与材料品质。
首饰设计师光安由贵的外曾祖父生前是玻璃工艺巨匠，与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在玻璃上釉的创新技艺，作品在巴黎世博会夺下大奖，回国后日本首相和皇室还曾到过他在福冈的工坊参观。可惜工厂后来倒闭，那一带的玻璃工坊夷为平地。“经历了玻璃厂倒闭，我意识到我们虽无法阻止时代洪流，但却能透过书写记录留住工匠精神。我们认为不只是要记录机器厂，更重要的是要记录这个工业的社会与人文面貌，让后人深刻了解这个群体与当时的社会是怎样紧密相连。”
《一代工匠》不只是浪漫、感性的怀旧和回顾，也点出了这篇报道的关键：我们为什么关心工匠，从他身上学到什么？蔡汶霓说：“随着我们踏入由人工智能驱动，人将与机器人共存与协作的世纪，我相信操控机器的技术，不会比人类用怎样的思维来面对科技及主导科技来达成我们的想法来得重要。工匠精神或许能照亮我们的前路。我们观察了机工的工作过程，发现他虽与机器有着共生关系，但驱使他的却始终是人的特质。他在造物与创新时手脑并用，将想法实践。他全神贯注于掌握一门手艺，靠每天习作精益求精。他懂得改良一件简单的机器来解决各种难题，却从来不让机器主导他的行动。这就是工匠哲学的智慧。”
用时间磨出的作品
余师傅也开始涉足设计。他把一件黄铜纸镇给记者看，然后说：“这头的形状象征女孩的头发，也可以是一顶女帽，我是用这个刀具在车床刨削出来的。”刀具从哪来？他说：“刀具是我用铣床做出来的。切割出不同形状需要不同的刀具，这些我都必须自己做出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就看时间长短而已。”
这番话让我内心有了极大的震撼，对习惯按一个键就轻松获得所要的东西的一代，更是难以想象。我想起余师傅桌面手抄的字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绝不可班门弄斧，要敢于尝试，认真的去做。”
有一天合益机器厂不在了，余师傅的这个精神将提醒我们，机器，仍是人手操控的。
■配合报道，余振康今天特地为本报读者开放机器厂。三位女设计师也将在现场展示与余振康合作制造的首饰，以及售卖书本《一代工匠》（The Machinist）。
合益机器厂
8月6日（星期日）
上午10时到下午4时
84 Horn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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