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骚扰还受质疑 为什么?

性骚扰不只是女明星的困扰,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不过,大部分性骚扰事件都不公开,不会被举报或报警;部分受害者甚至被质疑,说成引人犯罪,颠倒是非。

要打造能让受害者安心举报的社会,必须了解受害者面对的求助障碍,同时严惩行凶者,并改变责难受害者的负面观念。

1. 每次开会,前同事都说出针对她的黄色笑话。

2. 教会男性长辈,每次见面和她站得特别近,并在妻子和她的丈夫面前把手搭在她肩上,紧紧按压。

3. 男同事常瞄她的胸部,又频频发短信,赞她穿黑色衣服很性感,又说自己是MBA(married but available,结婚但有意交往)。

以上三个情况,哪个属于性骚扰?

答案:以上皆是。

根据防止骚扰法令(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简称POHA),骚扰的意思包括有意威胁他人,或造成对方惊吓或害怕的言语、沟通或行为。

换言之,性骚扰不一定要有肢体接触。

公司缺乏遏阻或防止性骚扰的文化,或没有惩罚行凶者,骚扰行为就会变本加厉。(iStock图片)
公司缺乏遏阻或防止性骚扰的文化,或没有惩罚行凶者,骚扰行为就会变本加厉。(iStock图片)

骚扰关键:权力差异

上述三个故事取自本月设立的本地网站heartochange.com,网站名字Hear to change意即“聆听,是为了改变”,为性骚扰受害者提供匿名平台,让他们借由分享得到疗愈。

网站创办人是28岁的律师玛丽(假名)。两年前,前上司强迫她在会议上听自己讲述露骨的性幻想,屡遭玛丽拒绝后又在公事上欺压她。资深女同事听闻此事,叫她别说出去;向人事部投诉,结果被要求收下等于一年薪酬的赔偿金,代价是签署保密协议(NDA),不得报警也不可公开此事。

玛丽接受电邮访问时说:“性骚扰会让你觉得孤立,也对自己没有自信。创办Heartochange网站,希望为这些人提供支持和抒发管道。”

Heartochange从11月1日开始,刊载网民的匿名分享,至17日为止,已有19个故事。受害者有男有女,大部分性骚扰事件涉及职场。

玛丽说:“只要有人认为自己比另一人更有权,就可能性骚扰对方。特别是公司缺乏遏阻或防止骚扰的文化,或没有惩罚行凶者,骚扰行为就会变本加厉。”

玛丽点出所有骚扰事件的关键:权力差异。

认为自己比另一方更有权势,所以胆敢在言语和行为上加以冒犯。或许根本不认为自己有错,总之不担心受惩。

上个月初,《纽约时报》揭露好莱坞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利用权位性骚扰多名女性,之后陆续传出更多性骚扰事件,多名女星挺身而出,或声援受害者,或公开自己遇害经过。性骚扰风暴从演艺圈烧到政治圈,行凶者名单越来越长,例如洛杉矶电台节目主持人丽安·特维登(Leeann Tweeden)就在一周前以图为证,揭露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弗兰肯(Al Franken)不但强吻她,还趁她睡觉时偷摸胸部,甚至肆无忌惮地让其他人拍下袭胸照。

这些都是见报新闻,事实是有更多性骚扰事件没有见报。

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弗兰肯(左)袭击电台节目主持人特维登胸部,并让其他人拍下袭胸照。(互联网)
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弗兰肯(左)袭击电台节目主持人特维登胸部,并让其他人拍下袭胸照。(互联网)

受害者三种反应:反击、逃离、僵立

无论受害者或加害者,很多时候就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

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属下的性侵犯关怀中心(Sexual Assault Care Centre,简称SACC),从2011年开始为遭遇性骚扰和性侵害的人士提供“友伴”服务,安排义工陪他们去医院、警局或法院。随着需求逐年增加,SACC三年前设立实体中心,提供免费求助热线、电邮、法律咨询和辅导,求助人数从2014年的234人,增至去年的338人,三年内增幅达44%。

行凶者大部分是熟人

SACC经理亚妮莎(Anisha Joseph)说:“性骚扰事件跨越种族、宗教、年龄、收入和背景界限,这是许多女性必须面对的现实,大部分行凶者都不是陌生人。”

去年,SACC的求助案例中,约八成行凶者是相熟的人;除了非礼和强奸,还包括口头暴力、羞辱性话语、未经许可收到的下流照片或短信,以及猥亵性暴露。

AWARE性侵犯关怀中心经理亚妮莎:性骚扰是许多女性须面对的现实。(梁伟康摄)
AWARE性侵犯关怀中心经理亚妮莎:性骚扰是许多女性须面对的现实。(梁伟康摄)

此外,去年的案例有27%涉及职场,包括单一事件和连续发生的性骚扰,大部分职场行凶者都是上司。受害者一般会把遇害事件告诉至少一名同事,但大部分人非但没得到同事支持,还被反问:真的吗?他不是故意的吧?举报了,会不会影响工作?

亚妮莎说:“因为可能影响饭碗,很多人犹豫是否该举报或求助。这不是容易的决定,有些人甚至反过来担心行凶者的妻室受影响。如果对方是陌生人,举报率一般较高。”

访问中,亚妮莎把遭遇性骚扰的求助者称为survivors(生还者或求生者),非媒体报道中较常见的“受害者”(victims)。有意识地选择较正面的词汇,是为了给予肯定并加以赋权(empowering),希望减少求助者的无助感,让他们知道自己绝非孤立无援。

亚妮莎说:“社会大众必须表示支持,因为‘怪责受害者’(victim-blaming)越普遍,求生者就越难寻求帮助。”

遗憾的是,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的怪责受害者的负面观念根深蒂固。典型例子是,女性被性侵,焦点不是罪犯,而是受害人穿着是否暴露。明明是受害人,却被说成是引人犯罪,指控反客为主,言下之意是“不想被性侵犯,就不要穿得太暴露”。

亚妮莎说:“很多人不愿求助,因为觉得羞耻或自责,其他人也会觉得是当事人的言语或行为所致。大家一味质疑当事人,却从不怪责行凶者,反而问当事人是不是喝醉,或质疑她为何没有当场大叫求助。”

遇害时一定会反击啊!什么都不做,不就是咎由自取?

只要明白人类遇险时的心理反应,就知道这个想法多荒谬。

心理卫生学院资深临床心理学家阿苏达妮博士:被性骚扰的临场反应,包括反击、逃离和僵立。(心理卫生学院提供)
心理卫生学院资深临床心理学家阿苏达妮博士:被性骚扰的临场反应,包括反击、逃离和僵立。(心理卫生学院提供)

心理卫生学院资深临床心理学家哈妮达·阿苏达妮博士(Hanita Assudani)解释:“性骚扰的形式包括行为暴力、虐待和欺凌,这对受害者是一种威胁。面对威胁时,人体的自然防御系统会自动启动,就是fight(反击)、flight(逃离)或freeze(僵立)。”

至于会产生哪一种自然反应,要看情况而异。其他因素包括:行凶者的权势和影响力,受害者的心理资源,以及社会给予多少支持。

阿苏达妮博士说:“反击、逃离和僵立都是本能的临场反应,不由得个人仔细考虑再决定怎么做。有自信击败威胁,就可能反击。这些人的‘支援网络’(support network)一般较强,他们或许也受过训练,知道面对性骚扰时应该怎么做。”

没有信心“击败”对方,最可能的反应是逃离或僵立。阿苏达妮博士说:“如果认为眼前的威胁大于自己的‘应对资源’,唯有逃离才能生存。如果威胁排山倒海,却又没法逃离,那就可能僵立,就像小鹿忽然被车子大灯照到会一动也不动,毫无反应,不知所措。”

问题是,许多人不了解“逃离”和“僵立”是自然反应,所以反过来质疑受害者,结果受害者也可能开始怪责自己。

亚妮莎强调:“遭受性骚扰时,不同人会有不同反应。如果真实反应被别人质疑,怎会有人愿意说出自己的遭遇?”

对受害者的影响

性骚扰对受害者的心理影响可大可小,持续发生的性骚扰可能导致受害者长期处于恐惧,严重的性骚扰甚至会引发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有时候,受害者甚至无法记清楚事件经过和细节。

阿苏达妮博士解释:“面临痛苦或威胁时,大脑管理情绪和直觉反应的部分会发挥主导作用,并关掉非必要的精神程序,例如把发生的事存入长期记忆,所以之后的事件回忆可能并不完整。”

细节记不清,是因为遭受创伤;讽刺的是,求助时却可能因此被质疑撒谎。

亚妮莎说:“我们必须更敏感顾及当事人的感受。”

受害者不限女性

毋庸置疑,性骚扰大部分受害人是女性。不过,这不意味着只有女性受害。去年,SACC的338名求助者包括13名男性(约4%),其中两人的经历涉及职场。

女性求助不容易,男性亦然,而且还面对另一种心理障碍。

亚妮莎说:“社会要求男性必须有男子气概,认为他们就算被性骚扰,也应该是享受而非抗拒。”

男性之外,其他常被忽略的性骚扰受害者包括外籍女佣和不懂英语或无法上网的人士。

亚妮莎说:“我们的宣传和教育资料都以英文为主,大部分在网上进行。许多外籍女佣不熟悉我们的服务,而且因为困在雇主家里,也不容易求助。”

至今,大部分媒体报道中的受害者都为娱乐圈人士和白领阶级,低薪工友的性骚扰鲜少报道,但不该忽略。

积极为低薪工友争取权益的美国作家Barbara Ehrenreich,最近接受新闻网站Slate访问时指出,打工族常被暴力对待,性骚扰只是欺压文化的一部分。她举例:“女佣、酒店客房清洁工和女侍应经常被性骚扰,这些女性因为经常单独工作,没有支援。我们必须让她们有站出来发声的安全地方。”

弱势族群面对更多威胁

性骚扰以权力差异为基础,社会弱势族群可想而知,面对更多威胁,求助时也面对更多障碍。另外,两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是性工作者,以及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LGBT)。

非盈利组织Project X旨在协助本地性工作者争取平等权益并给予支援,去年82名求助者之中,有12人遭遇性骚扰。例如成群青少年到红灯区,取笑性工作者,甚至做出不雅举止,或拿东西扔她们。有些顾客则会一直纠缠性工作者,要她们说出真实姓名或私事。

性工作者丽贝卡(21岁,大学生,www.risquerebeccaxo.com)接受电邮访问时透露,开始当陪游的时候,有些客户会企图偷偷脱掉保险套,所幸被她发现。此外,她在夜店多次被偷摸和强吻。

她说:“大家知道我们是性工作者,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甚至说性工作者就该习惯骚扰和暴力。有些人说我们没有道德,所以应该受到惩罚。”

性工作者丽贝卡:大家知道我们是性工作者,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性工作者丽贝卡:大家知道我们是性工作者,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Project X负责人何思慧说:“有些性工作者误以为收了客户的钱,就必须逆来顺受。所以我们办了几个法律工作坊,希望性工作者明白自己的权益,并了解遭遇性骚扰时可以做些什么。”

为了保护自己,有些性工作者会选择报警,但未必寻求费事费时的法律途径。对受害者来说,报案是告诉行凶者“我不怕你”的凛然。Project X也可能把行凶者的身份告知性工作者,提醒她们遇上哪些客户时要分外小心。

和性工作者一样面对求助障碍的是LGBT社群。专门辅导LGBT的公民组织Oogachaga,五年前针对450名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展开调查时发现,遭遇非礼、强奸或其他性骚扰行为的男女,分别为20.7和17.1%;跨性别者之中,遭遇性暴力和性骚扰的男女,则分别为14.3和29.4%。

Oogachaga执行董事廖洋发说:“LGBT受害者,尤其是男性受害者,说出遭遇性骚扰时可能不被相信,甚至可能因为性倾向和性别身份而被怪责。行凶者可能以暴露他们的身份威胁他们,他们也可能为了避免暴露LGBT身份抗拒报警。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或许也害怕报警后,可能在《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下被控。”

Oogachaga执行董事廖洋发:LGBT受害者可能因为性倾向和性别身份被怪责。(Oogachaga提供)
Oogachaga执行董事廖洋发:LGBT受害者可能因为性倾向和性别身份被怪责。(Oogachaga提供)

何思慧和廖洋发都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对弱势族群来说,熟悉法律和自己的权益尤其重要。

廖洋发说:“我们都应该主动了解防止骚扰法,身边万一有人受害才能给予协助。”

打造支持受害者社会

性骚扰最近成为讨论热点,多少有助增加公众意识,以及对于性骚扰受害者的谅解。但要鼓励受害者放心报案,并遏制性骚扰行为,需要社会各方更多努力。

首先,公共教育必须更完善。亚妮莎说:“政府必须推行性暴力的公共教育,这有助打造支援当事人的文化,亲友应该支持而非批评他们。”

其次,企业和组织必须严惩行凶者。亚妮莎说:“很多公司都没拟定性骚扰处理准则,负责人也未必受过培训,甚至会安排举报者和行凶者见面,这绝对不是首要处理方式。性骚扰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权势有异,当事人已经被剥夺给予的权利,为什么还要面对骚扰自己的人?”

两年前,我国劳资政联合发布处理职场骚扰指导文件,呼吁雇主在防止职场骚扰负起更大责任,包括为公司制定完善的处理机制,对员工任何构成骚扰的言行举止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性骚扰也包括在内。

问题是,这非强制。多少公司推行防止职场骚扰政策,目前没有相关数据。比较之下,香港、台湾和韩国的雇主必须承担更多法律责任。亚妮莎建议:修改人力法令,或强制雇主必须遵守某些准则,将给雇主发出强而有力的信息,必须为员工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目前,许多受害者不敢举报上司,都因为害怕遭受报复,影响饭碗。AWARE执行董事林淑美是律师,她说:“这是法律机制的大漏洞,因为在不公平情况下被解雇的职场骚扰受害人,法律权益没有清楚列明。即便是歧视性或缺乏证据的解雇,雇员也不会得到多少保护,所以很多人不愿举报性骚扰经历。”

此外,亚妮莎认为:政府可进行全国性调查,收集性暴力的数据。这有助公众明白:性骚扰不只在公共地方发生,行凶者也往往不是陌生人。

AWARE执行董事林淑美:遇害后记录事发经过,或有助日后调查。(AWARE提供)
AWARE执行董事林淑美:遇害后记录事发经过,或有助日后调查。(AWARE提供)

亚妮莎说:“社交媒体上的#metoo运动是个好开始,至少可以提醒大家,性骚扰在本地也会发生。很多人觉得新加坡很安全,但事实是,性骚扰还是经常发生。”

#metoo(我也是)运动指的是在推特、面簿和Instagram等媒体以#metoo为标签上载贴文,呼吁曾受性骚扰或性侵的女性说出自身经历。

亚妮莎说:“现在我们必须问的是Now what?(现在要怎么做?)”

配合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也是“反性別暴力16天行动”最后一天,AWARE从昨天开始,展开“16天行动”(16 Days of Activism)运动,呼吁公众、组织和企业分享性骚扰实用资讯,支持反性别暴力。

更多详情,请看aware.org.sg/research-advocacy/lets-unite-to-end-violence-against-women/

碰到性骚扰 该怎么做?

遭遇性骚扰,当下或许无法决定是否报警或采取法律途径讨回公道。AWARE执行董事林淑美认为:遇害后告诉朋友同事,或自己记录事发经过,日后如果采取法律途径,或许有助调查。

不过,回忆性骚扰事件对受害者而言,可能相当困难,因此她建议当事人首先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可告诉自己信任的人,或联络性侵犯关怀中心。

林淑美说:“每起案件不一样,我们的义务律师会为当事人列出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例如报警、控告行凶者并索取赔偿,以及申请庭令,让他们按照各自的独特情况,掌握决定的主控权。”

遭遇性骚扰,受害者首先要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iStock图片)
遭遇性骚扰,受害者首先要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iStock图片)

阿苏达妮博士以心理学家的角度建议:“找专业辅导员进行辅导,例如到SACC求助。如果出现抑郁症、焦虑症或PTSD的症状,可联络心理卫生学院。”

性侵犯关怀中心(SACC)会提供法律咨询和辅导服务。中心部分辅导员会说中文。

热线:67790282(周一至五,上午10时至午夜12时)

电邮:sacc@aware.org.sg

亲临中心:5 Dover Crescent, #01-22 (周一至五,上午10时至晚上7时)

心理卫生学院24小时求助热线:63892222

怎么支持被性骚扰者?

同事或亲友和你透露遭遇性骚扰,应该怎么回应?

亚妮莎的建议包括:

1.“这不是你的错。无论你说了什么,或穿着什么,那都不是你的错。”

2.“要告诉我多少细节,以及是否报警,选择在于你。”

3.“我支持你。如果你决定告知人事部,我可以陪你去。”(但别代替对方说话。)

别说“这没什么”,也避免和其他性骚扰事件作比较。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不应相提并论。

亚妮莎提醒:我们必须尊重当事人,也尊重他的选择。她说:“我们或许期待知道所有细节,但不该强迫他。我们应该做的是继续支持,并提供实用资讯。”

性骚扰个案

下列三名遇害女性都和记者当面聊过,不过基于事业考量,都不愿透露真实姓名和公司名字。

①已婚前上司示爱求抱

原本在IT公司任职的小琳(34岁),转行后偶尔和她视为恩师的前公司总裁碰面,直至某次两人聚餐,已婚而且育有两个女儿的前上司忽然向小琳示爱,说他非常喜欢小琳,并要求拥抱她。

小琳震惊之余还兼失望,她马上斥责前上司:“他根本不该说这些话,何况他明明知道我当时有男友,两人甚至见过面。“

和其他受害者比较,小琳的经历相对较“幸运”,因为前上司马上道歉。或许因为已经转行,对方无法影响自己的新工作,所以小琳毫不犹豫直接批评。如果对方还是自己的上司,处理起来绝对没想象中简单。

②前上司深夜搭肩,同事忽抓手腕

30多岁的欣颖(私校讲师),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某次学校活动结束后,她乘搭同事顺风车到邻近地铁站,途中同事忽然抓住她的手腕,说:“你的手腕好细。”

欣颖立即甩开他的手,送上一句:“你的手腕好粗。”接着问起他的妻子和孩子,转开问题。

这并非欣颖第一次被骚扰。在之前的职场,上司出了名好色,“只要是穿裙的同事,他都想下手。”尽管同事告诫过要小心这个人,真正遇害时她还是吓了一跳。

欣颖说:“我坐在电脑前赶工,他忽然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出来,搭了我的肩。办公室只剩下我们,我非常不舒服,马上以上厕所为借口起身走开。回到座位时,他已经离开。”

为什么不告知人事部?欣颖说:“他是我老板,我担心影响工作。何况他的好色事迹所有人都知道,却从未见他接受纪律处分,告诉人事部非但没有任何帮助,说不定会惹出更多麻烦。”

对欣颖来说,除非是触摸私密部位或强奸,否则她选择大事化小;精神和口头骚扰,她尽量听而不闻。例如许多男性前同事喜欢玩一个叫做“FXXX, Chuck, Marry”的游戏:任选三名女同事,然后说出自己会选择和哪一个女同事上床、结婚或弃如敝屣。

欣颖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对话被女同事听到,女同事听了虽然不舒服,但因为实在太常发生了,大家只好当作听不到。”

不出声,不代表不受影响。选择视若无睹,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还有忍耐。

③求学时被强吻,公司派对遇袭

目前在广告业任职的薇琪,10多年前第一次遇害,当时她17岁。她在建安大厦(Peace Centre)打印作业时认识某理工学院的外籍讲师(60多岁),受邀为他设计企划简报。

设计工作在他位于校园的教员宿舍进行,薇琪每次完成设计,都会当场收到报酬。半年后某日,她领了报酬正要离开,他忽然趋前强吻。

薇琪说:“我吓了一跳,马上转身离开。这么说或许老套,但我竟然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又猜想他应该是太寂寞才会一时犯错。”

之后,对方再以设计工作为由联络薇琪,强吻一事只字不提。薇琪照旧完成设计工作,讲师为她召德士,并且一起上车,把薇琪送到附近地铁站。薇琪要下车时,他在司机面前重施强吻旧计,结果被薇琪强力推开。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络。

薇琪说:“我非常害怕,不敢告诉任何人,更不敢让妈妈担心。我从没想过学校讲师竟会做出这种事。或许这是他选择对年轻女生下手的原因。”

薇琪第二次遇害,是几年前的事。她在公司派对上和来自美国的同行聊起最近提交的广告企划。自助餐桌在数步之外,周围都是人,对方的袭击出乎意料。

薇琪当时染了一头红发,对方忽然伸手抓了她的私处,问:“下面也一样红吗?”,然后沾沾自喜笑着离开。

薇琪说:“我太震惊了,整个人愣住,周围都是人,我没告诉任何人,只想快点抹掉这件事,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对薇琪来说,最大的考量是工作。广告圈不大,本地圈子更小,她担心说出去会影响事业。

她说:“行凶者的地位一定比你高,也比你有权力,行内传闻举报了可能被解雇,说了可能也没人相信。”

薇琪以媒体与营销网站Mumbrella最近刊载的性骚扰专题报道举例说明:“大部分留言者都对文中的匿名故事半信半疑,但性骚扰是行内众所皆知的事。口头性骚扰大家都习以为常,例如有些上司会公然批评女同事或下属的穿着,说她们穿得像妓女。这些事情根本没人举报,大家都当作耳边风。”

大家受过教育,明白自己的权益,选择什么都不做,是因为制度缺陷。薇琪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举报后会有什么后果,听说可能被人事部强迫签署保密协议然后要求辞职。那不如选择妥协吧。为了正义而牺牲工作,值得吗?”

采访侧记

为了对性骚扰有初步了解,采访前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匿名问卷。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遭遇过性骚扰?

53个答复中,39人(约74%)回答:是,其中31人被骚扰超过一次;超过半数是没有涉及肢体的性骚扰,例如口头或眼神骚扰。

问卷对象大部分是亲友,但他们从未提过自己遭遇性骚扰。在问卷答复读到他们描绘被骚扰的情形,着实吓到。

如果是被打劫,或许早说出来。但因为是性骚扰,很多事即便是亲友也难以启齿,更别说是公开姓名受访拍照。

请亚妮莎介绍性骚扰受害者时,她婉拒后苦口婆心解释:“访问时必须重述和重新想起性骚扰经过,其实非常难受。为了提高可信度,媒体一定要求公开身份和拍照,但受访者却必须因此付出不小代价,见报后甚至被质疑,工作也可能受影响。”

除非有完善的保护机制,可确保受害者的工作不受影响,否则一味要求受害者公开性骚扰经过,太为难人了。

机制改变之前,每个人马上可以做的是停止质疑或羞辱受害者。行凶者才应该被责问,必须为性骚扰付出代价的也是行凶者。受害者绝对不该被迫在正义和饭碗之间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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